宋朝'战国时代'：混乱与稳定间的高产均衡态

在我们讨论宋的科技和其他先进之处时，这样的讨论其实不太准确。宋的创新不是孤立出现的，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的贡献也很重要，每个国家都互相刺激，互相挑战。宋和邻国长期为敌，也长期往来。为寻找机会或者逃离匮乏，宋的臣民会跨疆迁徙，官员叛逃亦是常事。虽有禁令，但贸易仍然流动。此外，尽管宋的四邻都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但他们都深为汉的文化和制度所影响。相继控制中国北部的辽国（916—1125）和金国（1115—1234），本质上是内亚人阶层占统治地位的中华文化国家。实际上，辽国君主自认为承袭了唐朝，和宋一样，同样是“中国”。金国君主也有相似的表述。38统治西部的西夏确为异质，但它同样深受中华文化和制度的影响。39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大部分官员、学者、商人、工匠、农民都是汉人，汉语是东亚的通用语种。中文书籍在一国印制，在另一国流传。军事著作虽然禁止出口，但也能流出国境，比如作为战利品它就非常抢手，战争后胜利者装运战利品的车队就满载着书籍和文献。40辽、金、西夏的战争策动者不但读汉文原文的军事经典，还出钱把它们翻译成契丹文、女真文、党项文。41刺激是双向的。宋朝军事史专家写道：“契丹、女真、党项的军事统帅拜服中华文明，他们研究汉人军事科学的同时，也正向地刺激了宋的军事科学发展，推动中国军事科学的第二次大繁荣。”42（第一次是在古时孙子的时代。）

宋代富有竞争性的国家体系中，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也方便了这种相互刺激的模式：它的稳定性。据说欧洲1500—1945年的国家体系有益于创造出发展动能，部分原因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均衡。诚然，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欧洲国家的数量显著减少，但特定的竞争组合存续下来，这种竞争中的稳定性驱动了创新。宋朝的“战国”之间也达到了军事平衡，虽然宋偶尔表现得弱于邻国，但它也证明了自己不是那么容易被击溃的。1127年宋朝政府被赶出了自己的首都，它在南方重新建都，从此宋朝分为两个阶段：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别的国家就没那么坚韧了。西夏、辽、金要么互相残杀，要么被13世纪初崛起的蒙古人剿灭。43而征服了大部分已知世界的蒙古人，打败宋，也花了将近五十年。

这样的稳定性，国家间恒常的敌对态势，对于“战国”的发展动能极为关键。混乱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创造出一种高产的均衡态，宋朝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都不常见的稳定和持久的形态。战国时代的原型（前475—前221）当然也是出了名的持久，七雄并起，争斗超过了两个世纪，或者更长——取决于我们假定何时为“体系形成”的时间。44那个时期见证了许多军事创新和行政管理创新，从此结构既定，随后秦（前221—前206）、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承袭旧法，这样的结构就成了中国王朝的祖制。汉朝既灭，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稳定竞争的阶段——三国时期（220—280），但接下来，从280年左右到581年，大量国家进入视野又消失不见，显然缺乏稳定状态。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混乱不清，以至于大多数教科书都对之草草记述，或是作为一个整体略去不提。“很长时间都没有划分出边界来，”45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段三个半世纪的政治史是中国史里最复杂的一部分。”46终于隋朝（581—618）带来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随之是繁华的唐朝（618—907），混乱才终止。唐朝覆灭后，中国又进入了列国竞逐的样态，直到宋在960年建立统治。47

相比于原版的战国时代，宋朝的“战国时代”呈现了一种紧张的稳定，尽管参与国更少。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大致都有三个主要对手同时存在，形成紧张的均势，由此我们可以把宋朝的“战国”体系划分为三个独立阶段。第一阶段是10世纪晚期到1125年，宋的西北是党项人的西夏国，东北是契丹人的辽国。1125年，辽国被新近崛起的金国所灭，后者代替辽雄踞北垂，并向南面宋的国土扩张，逼宋偏安建立了国土小一号的南宋，但国力依然强大。从此第二阶段拉开帷幕。第二阶段从1125年到1234年，此时南宋北面抗金，金西拒西夏，形成一种新型的三国态势，直到成吉思汗于13世纪初登台。成吉思汗于1227年灭西夏，他的继承者于1234年灭金国。1234年之后，变为宋和蒙古二虎相争。宋朝“战国”体系的第三阶段结束于1279年，宋最终被蒙古人灭国。

三个阶段之中，边界更改，国土丢失，条约缔结，赔款纳贡，但地理政治结构却大体稳固。宋朝的“战国时期”在体系持久方面堪比战国时期的原型，其在地理政治的割裂碎化方面同1450—1945年的欧洲战国也好有一比，尽管前者组合更少，单体更大。48这是中国史上未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里最稳定的时期之一。(www.xing528.com)

正是这样的地理政治竞争让宋朝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科技昌明，从而举世闻名的吗？我们不能把宋朝的发展动力简单地归因于地理政治竞争，正如对于近代欧洲，我们也不敢这么说一样。诸多变迁荡涤了宋和它的邻国：农业的、商业的、财政的、技术的。战争仅仅是这个复杂、活跃的时代中的一个变量。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地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大量军事创新，尤其是说到火药武器上，更是如此。49历史文献中对火器战役的记载在宋时持续增加，尤其是南宋时期。历史学家粟品孝写道：“在南宋，尤其是南宋晚期，火器广泛使用，（在历史文献中）说到军事装备时大量提及，在战场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0宋朝第二阶段，大概是1120年到宋灭亡的1279年，是火药战争飞速发展的时期。51

我们将看到，这些发展都遵循了杰弗里·帕克所说的“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这是由持久的军事对抗造就的。52撑完一个回合的国家有所领悟，改革它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再将其运用到新一轮的战斗中。欧洲中世纪晚期到1945年的历史也体现了这种动态模式，所以历史学家猜想，中国落于欧洲之后，统一是原因之一。宋朝的“战国时期”分毫不差地展示了“挑战—回应的动态模式”。

但是要理解那时快速的军事发展，我们必须回到早期的火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