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立法理念和实践：善治与严刑并存

李世民（598—649），祖籍陇西狄道人（今甘肃临洮）。是继唐高祖李渊之后的第二位唐朝皇帝，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唐高祖李渊嫡次子，母为太穆皇后窦氏。其在位二十三年，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开明君主，在法制方面亦多有建树。

李世民在重农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商业，通过丝绸之路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活动，使唐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发展。李世民还在军事方面击败东突厥，剿灭高昌，亲征高句丽；在文化方面广泛收集图籍，并任命贤才进行缮写、整理、校勘。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的道理，并始终遵循“先存百姓，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法制方面亦是如此。

一、“务在宽简”“不可数变”。唐高祖李渊以《开皇律》为蓝本，在武德年间，重修法律，“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是谓《武德律》。李世民登帝位后，继续秉承这一原则开展立法工作，并多次强调立法工作应围绕宽仁、简约、平和的精神展开。贞观元年（627），他曾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80]的主张；贞观十年（636），他又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而且，在制定《贞观律》时，李世民也多次表明他的不忍，要求制定法律要轻刑省罚。据《旧唐书·刑法志》中记载，魏徵、戴胄等因为旧律规定太重曾将判处绞刑的五十种犯罪行为免于死罪，改断其右趾即可。可是行刑一段时间以后，李世民仍认为过重，“意甚不忍”，“每闻恻怆，不能忘怀”，最终，接受了裴弘献和房玄龄的建议，“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这些足以瞥见他爱民之心，务求宽简以治民的法制精神。此外，他也十分注重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他曾将治理天下比作建造宫殿，正如建造宫殿不宜改变结构一样，治理天下的法律亦不可多变，否则“不恒其德，劳扰实多”[81]，甚至会助长不法之风，危国危民，“数遍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82]，“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83]。可见，李世民对法律的制定有相当的了解，包含不少合理之处，值得深入研究。(www.xing528.com)

二、“恤刑慎杀”。与立法上要求“宽简”相对应，李世民认为在执行法律方面应该持谨慎的态度，“恤刑慎杀”，尤其是在对待死刑的问题更是如此。一方面，在贞观元年（627），他采纳王珪的建议，并进一步发展至“九卿议刑”制度，开封建法律史之首创，规定“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84]。另一方面，由于在贞观五年（631）悔杀大理丞张蕴古，所以，他又在原本执行死刑须“三覆奏”的基础上规定“五覆奏”，“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即“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复奏，天下诸州三覆奏”。这些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遏制了死刑的泛滥。

三、遵守“天下之法”。李世民不仅有体恤百姓之心，制定法律贯彻“先存百姓”的原则，而且开古代皇帝守法之先河，主动服从法律，实属难能可贵。他认识到，“自古帝王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85]因此，他坚持以身作则，遵守法律，正所谓“法者非联一人之法，乃天下人之法”。[86]据《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贞观元年（627），唐朝进行选官，规定前隋朝官员亦可参选，并且参照隋朝时的官职品级授予官职。但不久发现，这些人中存在有履历造假的情形，因此，李世民发布诏书：通过伪造官历而得到职务的人应当自首，否则要处死刑。不久之后，果然有人被查出，按“敇”当死。但大理少卿戴胄却坚决反对，因为“据法应疏”。于是，李世民不免责怪于戴胄：“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戴胄劝说道：“敇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最后，李世民同意了戴胄的意见，依律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