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封建时代的一代名相与贞观之治的创造者

魏徵（580—643），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州）人。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谥号“文贞”。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负盛名的谏臣，魏徵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创建了“贞观之治”，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被后人尊称为“一代名相”，两《唐书》都予魏徵以很高的评价。

贞观年间，魏徵向唐太宗先后写了四封上疏——《理狱听谏疏》《明德慎罚疏》《为国之基疏》《知臣莫若君疏》，比较详尽细致地阐释了他的法律观念和主要思想。

一、主张“明德慎罚”。作为唐朝初年的政治家，魏徵深感隋朝残暴统治对于国家治理的危害性，因此，他极力主张以德治国，“明德慎罚”，以教化感召百姓。他说：“臣闻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情，德礼形则远者来格。故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此外，他还认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要想做一名圣主的明君，不能靠严刑峻法，根本在于“仁义”——“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72]。可见，在魏徵的认知中，“明德”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是巩固统治的根本。以此为基点，魏徵指出，“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73]，“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74]，将刑罚看作是“明德”的方式和手段，居于国家治理的次要方面。在《理狱听谏疏》中，他更运用比喻的手法，借助“马”与“鞭”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二者的联系，“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狱之有鞭策也。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显然，这种“明德慎罚”的思想凸显出了魏徵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特点，这种思想对于唐朝初年迅速恢复生产生活起到了重要的积极意义。(www.xing528.com)

二、“守文奉法”。“守文奉法”，即严格依据国家法律办事。魏徵认为，“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定曲直”，即治理国家均应依照法律，合乎“准绳”，唯有如此，人民才能适从，国家才可繁荣。为达到这个目标，他特别强调杜绝恣意而刑罚的作为，既不能以审判者自身喜恶为准，也不应以违法者身份高低为准，坚持“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75]，“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也”[76] 。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记载，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犯贪污而被撤职，可是因为其曾经在秦王府任职而希望宽恕，对此，唐太宗出于同情想要免予处罚，使其恢复旧职。但魏徵却不同意，他进谏说：“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最终，“上欣然纳之”，庞相寿得到了应有的处罚，“天下为画一”[77]。

三、“理狱求实”。这是魏徵法律思想最具闪光之处，后人纷纷为此赞赏不已。确实，在“刑讯逼供”合法化的封建社会中，魏徵能够提出“求实”“不严讯”等一系列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利的主张，实属难得，这也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保护人权的法治精神趋同。鉴于当时在审判中出现的诸多混乱情形，“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律外”[78]，“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79]等，魏徵在《理狱听谏疏》中指出：“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核之法，参伍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这就是说，负责审判的官员在处理案件时，应以“所犯之事”为根本的判断依据，不可屈打成招，严刑拷掠，不能依据个人喜好掩饰事实，旁求其罪，节外生枝，而应该“参伍其辞”以“求实”，实事求是，还百姓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