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汉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感应’理论的传播者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部）人，是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董仲舒早年专心研习《春秋》公羊学，揭示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颇有所成。在汉景帝时任经学博士，开席讲学。后受到汉武帝刘彻的赏识与重用。他担任将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发生大火，本属偶然事件，董仲舒却借此宣扬“天人感应”说，并写奏章规劝武帝不可杀戮“骨肉大臣”。武帝阅后大怒，他被降职为中大夫，后又从江都相调任胶西相。胶西王素来知道董仲舒德才俱佳，故极为礼遇。数年后，由于年老体弱，又不得志，遂辞官回乡，专心从事著述和讲学。董仲舒晚年虽然退居乡野，但其思想仍广为传播，朝廷有些议而不决的案件，还要派人咨询他的意见，如廷尉张汤就多次就其家而问之，这也是西汉“《春秋》决狱”的由来。汉武帝太初元年，董仲舒年老，寿终于家。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十分庞大，涉及自然、国家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他独特的“天命观”，是理解其思想的关键。由于古人对自然天象了解的有限，而上天灾异，又对农耕生活有巨大的影响，故而形成对“天”的敬畏心理。然而，上天究竟是什么，天又有什么意志，并没有谁能完全说清楚。董仲舒在承继天命论的基础上，加入汉代时的阴阳五行学说，用一套天人同类、同类感应的理论解释天意，认为天意可以从自然现象中探究。他提出，人类，特别是皇帝的思想言行，会通达上天，上天根据皇帝的言行作出反应，并通过自然现象予以表达，这即是水灾、旱灾等灾害。由此，通过灾异表现的天意，就对至上的皇权形成一种制约，官员可以利用灾异来解说天意。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守矣。”[56]这就是要在统治思想上“独尊儒术”，孔子也因此进入“至圣”之列。

在君主受命于天的理论下，董仲舒又以阴阳学说作为解释，提出了著名的“三纲五常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7]由于自然属性的阳尊阴卑，故属于阳的君、父、夫处于主导地位，而属于阴的臣、子、妻则是从属地位，前者永远是后者的统治者，此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三纲中，父权、夫权其实都服务于君权，董仲舒说，如孝子之心一样，“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故屈民而伸君”，一切都要绝对服从君主。作为臣子，更是事事要以君主为念，不仅要服从，奔走效力，危难时甚至要不惜献出生命。臣子做了善事，那要记为君主的功劳；臣子犯了错误，则由自己承担，所谓“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58]。君主一言九鼎，臣民必须遵行，若有贬低君主的言论，甚至违抗君命，就应处以死刑。董仲舒所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同样是服务于尊君的需要，被作为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绳。君主要以仁义礼智信教化民众，如此就能得到天的佑护，国家获得安宁。(www.xing528.com)

董仲舒的“德主刑辅”同样以阴阳天道作为理论基础，“任德不任刑”是符合天道规律的，阴阳，理人之法也。阴，刑气也；阳，德气也。德教是阳，刑罚属阴，故治理国家必须致力于德教而不是刑罚，刑罚不能单独用以治理国家，就好像“阴”不能用来形成年岁一样。君主治理国家偏重于任用刑罚，就叫作违背天意，是不合乎王道的。以天道之阴阳比附刑罚，还反映到刑罚的运用中，即“大德而小刑”，以及“秋冬行刑”。依据天道，“阳德阴刑”，天又接近阳而远离阴，故应该少用刑罚，而多用德教，否则会给国家带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