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前395—前338），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其从小喜爱“刑名之学”，深受当时变法人物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他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来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37]一次，公叔痤病重，魏惠王亲往探望，公叔痤向魏王推荐公孙鞅，说他“年虽少，有奇才”，并说：“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38]但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没有采纳他的谏言，既没有重用公孙鞅，也没有杀了他。公叔痤死后，商鞅听闻秦孝公下令求国中贤者，以图重建秦穆公时代的霸业，于是西入秦国，并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商鞅与秦孝公先后详谈四次，第四次对孝公说以霸道，获得孝公青睐，二人“数日语不厌”，探讨帝王之道与治国之术。
最初，秦孝公欲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使秦国上下信服，令商鞅与持反对意见的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人在朝堂上就变法的重要性及正当性进行辩论。甘龙、杜挚等人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则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9]“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40]，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颁布《垦草令》，作为变法的序幕。《垦草令》确立了重农抑商的原则，并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刺激了农业的发展，削弱了贵族特权。秦孝公六年（前356），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主持第一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等改革措施。这次变法不仅促进、提高了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增加了国家户税收入，也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秦国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商鞅又主持进行第二次变法。据《史记·商君列传》等记载，这次变法的内容包括：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等。同时商鞅认为，儒家“法先王”等复古思想学说妨碍“法治”推行，“燔诗书而明法令”，禁止游说之士往来，并革除秦人狄戎旧俗，以统一思想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www.xing528.com)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两次变法雷厉风行，反对变法的旧贵族被尽迁于边城，连太子犯法也绝不轻恕，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等也因此被处以劓刑。齐魏马陵之战后，商鞅趁机劝说孝公讨伐魏国，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派商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魏公子卬遂与商鞅举行会盟。饮酒时，商鞅忽然令早已埋伏好的军士俘虏了公子卬，并趁机攻打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之地献于秦以求和，并离开安邑，迁都大梁。此战之后，秦孝公把於、商十五个邑封给商鞅，故号为商君。
新法推行十八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秦国一跃成为七雄中最强的国家。但因变法触及很多旧公族利益，商鞅招致很多重臣国戚的怨恨。秦孝公二十四年孝公死，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一批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乘机攻击商鞅，诬陷他谋反。商鞅逃至关下，欲住客舍，客舍老板不知道他是商君，只说依据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即住店的人需要携带身份证件，否则店主也要被连带入罪。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又离开秦国潜逃到魏，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拒绝收留他，说其乃“秦之贼”，并把他送回秦国。商鞅复又潜逃到封地商邑，发动邑中的士兵攻打郑县，被秦惠文王击败身亡。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商鞅虽被车裂而死，其新法却被沿用。韩非后来评价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41]李斯认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司马迁则总结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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