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律》《贞观律》之后，永徽年间对律典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大臣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领衔修订的《永徽律》。由于永徽时执掌朝政的宰相都是太宗贞观年间的旧臣，行事悉“遵贞观故事”，且又主持过《贞观律》的制定，所以，《永徽律》对于《贞观律》来说，只是翻版而已。不过，紧随其后修撰的《律疏》，却是对这部律典的一个很大提升。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解释。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分为12篇，三十卷，附于律文之后，同时颁行，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与疏合在一起，称《永徽律疏》，后世称《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因此，《唐律疏议》的制定，远远超出了编纂的目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而成为与律文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唐律疏义》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秦汉以来封建地主阶级通过法律治理国家的经验总结，律疏的形式，更使它得以广为流传，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法典的典型代表。
《唐律疏议》制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做过一些修改。但是，正如律自贞观后没有大的变化一样，《唐律疏议》的变化也都属于个别内容上的增改或个别文字上的修订。其中变动较大的是开元年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作了修订。因此，唐代的律疏也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蓝本系统，即《永徽律疏》和《开元律疏》。唐高宗永徽四年颁布的《永徽律疏》与开元二十五年新修订的《开元律疏》在书写格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开元律疏》与《永徽律疏》相比，无论是内容还是在用字用语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作为中国古代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成文法典，《唐律疏议》的制定，是唐代立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影响极为深远。但是，《唐律疏议》毕竟是一部封建时代的法典，对《唐律疏义》的作用与价值，需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其积极的立法智慧与经验，值得汲取。(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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