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vs酷吏：武则天时期不同法律主张解析

循吏与酷吏，可以分别代表专制法律的善恶两面。[49]循吏和酷吏表面上都是奉法而行，但却有着根本不同。循吏追求的是奉公守法，依法办事。酷吏则是将皇帝命令当作最高法律，而枉顾其他。

循吏，又称“良吏”，指中国古代那些奉职守法、依理办事的官吏。在《旧唐书·良吏列传》和《新唐书·循吏列传》中记载了多位循吏的生平事迹。武则天时期有八位于史有传的循吏，分别是冯元常、蒋俨、王方翼、薛季昶、裴怀古、韦景骏、张知謇、杨元琰。其中，前四位仕宦经历主要在太宗、高宗时期，后四位则主要在武则天时期。[50]《新唐书·循吏列传》这样评价循吏：“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可见，循吏是王朝治世的中坚力量。循吏的生平事迹是唐代法律思想的生动反映，其法律主张主要包括：

其一，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太宗确立了“安人宁国，惟在于君”[51]的治国思想。循吏正是君主“安人宁国”思想的实践者。例如《新唐书·循吏列传》记载，神龙年间，韦景骏任肥乡令。在任期间，漳河水灾，他因势利导，解决了水患。漳河北闹饥荒，他走访村民，关心百姓，防止百姓成为流民。韦景骏治理有方，深受百姓爱戴，以至于其出任赵州长史再次路过肥乡时，百姓纷纷拿出酒食犒劳他。[52]循吏将人情与法意合而为一的做法是实践“安人宁国”思想的生动例证。

其二，注重法律的教化作用。循吏将“兴礼义，重教化”放在首位。[53]隋唐时代，随着法制的完善，国家与社会已共同构成了 “礼化”世界。[54]循吏正是这“礼化”世界的操作者。例如，《新唐书》记载，韦景骏在任贵乡令时，遇到母子相讼的案例。对此，韦景骏结合自己的经历说道：“令少不天，常自痛。尔幸有亲，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55]后将《孝经》赠予他们并讲解其中大义，让二人领会人伦亲情。于是，母子感悟，母为慈母，子为孝子。可见，循吏不但奉法守职，也同样注重法律的教化功能。

其三，实践法律“慎守平典”的理念。例如《旧唐书·良吏列传》记载，长寿年间，恒州鹿泉寺僧人净满被弟子诬告，称其在高楼中用弓箭射一幅女人画像，意为诅咒武则天，大逆不道。武则天命裴怀古捉拿并诛杀净满。但是，裴怀古在详细审问之后将净满释放。武则天大怒。裴怀古上疏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岂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今慎守平典，虽死无恨也。”大意是武则天作为君主应不分亲疏，一断于法，臣子应“慎守平典”，公正执法，更何况净满无罪，理应释放。

酷吏是西汉之后，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史学家将以严刑峻罚暴虐百姓的司法官吏称为酷吏。[56]武则天时期，酷吏政治被推向了极致。酷吏成为武则天打压政治异己、制造政治恐怖的工具。例如《旧唐书·酷吏列传》记载，武则天时期酷吏政治十分严酷：“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酷吏的“法律主张”主要包括：(www.xing528.com)

其一，信奉法律的御用性。有论者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是权尊于法，法服庸于权。君主控制国家的权力媒介是官[57]，酷吏便是典型。酷吏将皇帝意志视为最高法律，强调法律的御用性。[58]武则天时期，酷吏审讯、定罪重臣和宗室只有刑，没有律。刑罚完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可以任意地置政敌于死地。[59]例如，太子李贤在调露二年，被废为庶人，幽于京师。丘神勣奉武则天之命，逼杀李贤。[60]可见，武则天时期，酷吏法律主张的核心是法律具有御用性。

其二，迎合“以刑法理天下”的政治需求。后人评价武则天“委政酷吏”“以刑法理天下”“肆斩杀怖天下”。[61]她所依赖的酷吏也往往将律搁置一边，而将不受任何条文限制的刑视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以“徐敬业案”为例，自徐敬业扬州起兵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于是“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感，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62]。酷吏纷纷应声而起。“于是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王弘义等揣识后指，置总监牧院诸狱，捕将相，俾相钩逮，掩搦护送，楚掠凝惨。又污引天下豪桀，驰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论。吏争以周内穷诋相高，后辄劝以官赏，于是以急变相告言者无虚日。”[63]

其三，执法依赖酷刑。酷吏执法往往依赖酷刑，其手段极其残忍。武则天时期，酷吏“执法一反唐初恤刑守法的传统，用刑破律，颇为酷滥”[64]。例如，酷吏索元礼擅于实施各种酷刑：“即洛州牧院为制狱，作铁笼囚首，加以楔，至脑裂死。又横木关手足转之，号‘晒翅’。或纺囚梁上，缒石于头。讯一囚，穷根柢，相牵联至数百未能讫，衣冠气褫。”[65]又如，酷吏来俊臣用刑手段极其残忍：“俊臣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醯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匽溺，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66]

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时期，酷吏的法律主张应明确两点：一是立法上仍延续唐初的立法精神，只是执法上更为严酷。二是其严酷的刑罚手段只是针对统治者内部成员，尤其是“关陇统治集团”成员，而非所有人。[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