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中的法律思想解析

《贞观政要》是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撰的一部政论性历史文献。该书是对“贞观之治”历史经验的系统性总结。虽然此书只是如实记录了唐太宗与臣下谈话并没有加以评论，但是这些记录已全面反映了唐初李世民集团的法律思想。[22]其中既包括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论，也有像魏徵这样唐代名臣的言论。

《贞观政要》着重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以及以此为核心阐发的法律思想，集中表现在“恤刑慎杀”和“用法务在宽简”两个方面。

其一，“安人宁国”。唐太宗李世民经历过隋末农民起义，深知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国之兴衰。[23]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正是在该方针的指导下，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力戒奢靡、重视法制，从而形成了“贞观之治”。[24]“安人宁国”源出于《贞观政要·务农》（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也？”又说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其大意是：“凡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穿衣吃饭为根本，凡经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根本。要不失时，只有皇帝不苛烦百姓才能达到。如果战争不断，营建不停，而想不占用农事的时间怎么可能得到？”[25]“使人民和国家安宁，只在于国君。国君与民休息，人民就快乐；国君欲望越多，人民就受苦。”[26]此外，《贞观政要》也多次记载李世民体恤民间疾苦的言论。例如，《君道》中，李世民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教戒太子诸王》中，他引用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

其二，“恤刑慎杀”。《贞观政要》体现了唐太宗“恤刑慎杀”思想。唐太宗提出“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27]，尤其注重严格死刑执行程序。例如，唐太宗慎用死刑主要表现在建立“九卿议刑”制度和死刑“三覆奏”“五覆奏”制度。具言之：一是“九卿议刑”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对身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须务存宽简。”[28]又说道：“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29]这造成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仅有二十九人，几乎使刑法搁置不用。二是死刑覆奏制度。贞观五年，因大理寺丞张蕴古将太宗旨意密报给李好德，唐太宗虽怒将其判处死刑，但事后后悔不已。因此，他下令严格死刑程序，设置了死刑五覆奏制度。唐太宗下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五奏。”[30]又曰：“守文决罪，或恐有冤，自今之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31]同年，太宗又感到虽然已实行五覆奏制度，但批阅死刑犯都是在一日之内，使得该制度流于形式。因此，下令在京城的主管机关，请求处决死刑的，应当在三日内五次覆奏，天下各州三次覆奏。“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五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五覆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三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32]

其三，“用法务存宽简”。“用法务存宽简”语出于《刑法》。唐太宗说道“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须务存宽简”[33]，其大意是：人死不能复生，法令应宽大简约。这是唐太宗“安人宁国”思想的延伸。换言之，唐代统治者认识到用法应当从“简”，从“轻”，从“公”。[34]这一思想在《贞观政要》中多有体现。唐太宗在《赦令》中说道：“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唐代用法从简。李世民继位后，命令长孙无忌等人重新修订《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行《贞观律》。虽然《武德律》相比《大业律》就已删繁就简，但《贞观律》更进一步。《贞观律》共“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人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35]。二是唐代用法从轻。立法上改重从轻，量刑时宁轻勿重。就前者而言，唐初相比隋代“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36]。就后者而言，唐太宗缩小了连坐的范围和刑罚。[37]三是唐代用法从公。虽然受限于时代，彼时人们没能充分认识到立法应以“公正”为原则。但是，唐初统治者对执法中的“公正”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唐太宗时，其故旧高甑生诬告李靖，有人认为因其身份特殊，可以宽宥。但太宗认为“理国守法，事须画一”，判高甑生减死徒边。[38]这表明了唐太宗不别亲疏，一断于法的思想。(www.xing528.com)

除了记录唐太宗的言行，《贞观政要》也留下了唐代名臣的生动形象。其中魏徵便是典型。有论者指出，《贞观政要》实质上就是魏徵谏太宗之录。[39]魏徵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仁义为主，刑罚为末。

其一，“仁义为主，刑罚为末”。魏徵法律思想的核心与《唐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一致。他认为仁义和刑罚是本与末的关系。[40]魏徵说：“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41]他强调只要对百姓施行仁政，道德教化水到渠成。[42]在此指导思想下，魏徵主张“今作法贵其宽平”“赏宜从重，罚宜从轻”等法律观点。[43]

其二，慎刑恤典。魏徵擅长兼容儒法的统治术。他时常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用刑罚。[44]《政体》中记载，魏徵说道：“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君主除了应时刻严格注意自己的言行外，还必须树立慎刑恤典的法律思想。在《刑法》中记载，魏徵说：“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这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奉行刑赏“劝善惩恶”之精神，严格依法办事，不以个人喜怒为转移，就可以达到刑罚适当的局面，国家就能长治久安。[45]

其三，“一一于法”。魏徵强调仁义并不是忽视法律的作用。在执法方面，魏徵强调严格执法。他认为执法应为“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46]，“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47]。他坚决反对“法无定科”和“仁心弃法”等枉法滥刑的做法。此外，在《公平》中记载他说：“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为。”在审判方面，魏徵认为：“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48]大意是审理案件时，要以所犯之事为主进行审理，根据案件事实断罪定刑，而不能严刑拷打，旁求罪证。这都是“一一于法”思想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