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关陇统治集团的治国方针分析

“关陇统治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或“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围绕着“关陇统治集团”这一概念，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的隋唐史研究理论。该理论是陈寅恪先生解析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首见于其1940年完稿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随后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得到完善。[1]该理论对后世学人影响深远，已成为隋唐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虽不乏批评者，但后世如杨志玖、布目潮沨、崔德瑞（Denis Twitchett）、汪篯、徐清廉等中外隋唐史研究者仍认同和接受“关陇统治集团”理论。[2]

所谓“关陇统治集团”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是指宇文泰为对抗高欢和萧梁，利用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笼络关陇地区胡汉势力而形成的政治集团。随后，隋唐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并加以改造。陈寅恪先生指出：“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冾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中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尤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说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3]“关陇统治集团”对唐初治国方针有着决定性影响。借助“关陇统治集团”理论分析唐代法律思想史可得出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安人宁国”是唐初“关陇统治集团”的治国总方针。作为唐初“关陇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唐太宗李世民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思想。他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做到“安人宁国”应兼顾两方面：一方面，要“先存百姓”，应使百姓“各有生业”。他积极实施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等政策，主动减轻百姓的徭役和赋税。他说道：“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4]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要严于自律。唐太宗屡次论及君主应保障民生为先。他曾说道：“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5]，“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6]，“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7]。唐太宗本人严于律己，称得上是“安人之首”。

除了唐太宗的个人因素外，唐初统治阶层提出“安人宁国”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维护“关陇统治集团”政治统治。在“关陇统治集团”诞生之初，便积极谋求统一的文化政策以稳固其统治。陈寅恪先生指出，此时“关陇统治集团”认识到“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为一家。”[8]他又说道：“既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9]到了唐代，李渊在位时仍多依赖“关陇统治集团”贵族。唐太宗时期，为了强化文化上的认同感并维护统治，李世民开始逐步吸纳“山东集团”人才。例如，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其间任宰相者28人，除高祖旧臣6人外，其余22人中有11人均出自山东。[10]自“玄武门之变”起，关陇与山东两个政治集团开始站在唐太宗一边。因此，在贞观二十三年之间，这两个集团已成为其政治上的两大支柱。[11]唐代统治者认为“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有助于在文化上统合各政治集团。(www.xing528.com)

其二，“安人宁国”塑造了唐初的法学世界观。“关陇统治集团”直接塑造了唐初统治阶级的法学世界观。除李唐皇室外，立法者大多也来自“关陇统治集团”，例如，唐初主要修律者之一长孙无忌是“关陇统治集团”的领袖人物。长孙无忌，鲜卑人，原姓拓跋氏，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为长孙氏。长孙无忌的高祖名冀归，北魏时曾是上党王，官至太傅，后随西魏入关。长孙氏便为关陇集团贵族。[12]贞观初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一起，对《武德律》进行修改，于贞观十一年撰写成《贞观律》；永徽初年，他主持编撰完成《永徽留司格》《散颁格》，并与李勣、于志宁等一起编撰完成《永徽律》，后又与于志宁一起编撰完成了《唐律疏议》，并于永徽四年颁布。[13]可见，唐初“关陇统治集团”的治国方针直接影响了统治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具体而言：（1）以民为本。[14]“安人宁国”思想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一部分。有论者指出，唐代是我国民本思想发展平稳期。该时期民本思想已经融入唐王朝的政治实践。除了表现为经学化、官学化、权威化、标准化和制度化，更直接表现为政治论述。民本思想直接融入论政、议政、施政等日常政治话语。[15]唐太宗“安人宁国”思想正是该时期民本思想的典范。（2）约法省禁。唐初统治阶级也注重废除繁苛的法律、法令，做到约法省禁。李世民等人强调立法应宽平，应删繁就简，应去重从轻。（3）慎刑轻罚。例如，李世民强调实施死刑必须严格程序。他将死刑“三覆奏”改为“五覆奏”便是例证。（4）德主刑辅。李世民集团自觉地延续了前朝德主刑辅的法律政策。李世民说道：“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仁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亡亦促。”[16]（5）刑赏公平。李世民特别注重统一赏罚标准，不避亲疏贵贱，依法办事：“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足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17]（6）依法治吏。唐初统治者对吏治问题尤为重视。李世民曾亲自掌管刺史官的选择和任命。李世民比其他统治者高明的地方在于，能将依法治吏与以民为本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并积极主张严于治吏。他曾说：“深恶官人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外有犯脏者，皆遣执奏，隋其所犯，置以重法。”[18]

其三，“关陇统治集团”的衰败与酷吏的产生。武则天时期，“关陇统治集团”开始衰败，酷吏政治也随之兴起。该时期，统治者内部分化为武氏和李氏两大集团，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19]酷吏政治主要是武氏集团打压以李唐宗室为核心的“关陇统治集团”。据《新唐书·酷吏列传》记载：“武后乘高、中懦庸，盗攘天权，畏下异己，欲胁制群臣，椔翦宗支，故纵使上飞变，构大狱。时四方上变事者，皆给公乘，所在护送，至京师，禀于客馆，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近代学人对此也多有阐述，陈寅恪先生指出：“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20]汪篯、吴宗国也指出：“武则天诛杀的范围虽比较宽泛，但主要的对象是关陇军事贵族。”[21]总之，武则天为了打击“关陇统治集团”使得“刑杀”成为其最主要的刑罚手段，酷吏便应运而生。正如《新唐书·酷吏列传》所说：“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