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是古代经官方认可、符合宗法礼制或法律规定的封建爵位、家长权继承人。一般人称后，王侯称嗣子。西周有一套完整的立嗣的制度，主要体现在西周礼制中，杨树达在《春秋大义述》中归纳为：第一，“《春秋》正与子，不正与弟”。第二，“无子而立弟，则先长而后幼”。第三，“均之子也，先立贵”。第四，“均之庶子也，先立长”。并指出立嗣的的目的是“名分定则觊觎绝，此至人之用心也。”西周时在特殊情况下，立嗣还可以变通，“至如兄有疾而立弟，子有罪而立孙”，等等[295]。
秦朝“凡事皆有法式”，从睡虎地秦简中的有关条文看，秦朝在法律制度中已制定了有关“后子”的规定，但限于资料仍不得其详[296]。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何）谓‘后子’？官其男为爵后，及臣邦君长所置为后大（太）子，皆为‘后子’。”[297]
从张家山汉简《置后律》及其他律文中的相关条款反映的情况来看，汉朝一经建立，就在汉律中规定了“置后”的相关规定。一方面是汉初“置后”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其时爵制相当普遍，如《汉书·文帝纪》：“（正月）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师古曰：“虽非己生正嫡，但为后者即得赐爵。”李学勤指出：“置后律详述有爵者如何置后。由于当时爵级相当普遍，置后自然是很大的问题。”[298]
另一方面是汉初“立后”尚缺乏相应规范，民间立后随意性较大，且影响社会与家庭的和谐稳定。贾谊在《立后义》中说：“今以为知子莫若父，故疾死置后者，恣父之所以。此使亲戚不相亲，兄弟不相爱，乱天下之纪，使天下俗失所尊而不让，其道莫经于此。疾死致后复以嫡长子，如此则亲戚相爱也，兄弟不争，此天下之至义也。民之不争，亦惟学王宫国君室也。”[299]
至于汉代“立后”的法律是否承秦制而来，目前尚不能遽下断语[300]。但有一点，立嗣置后的传统肯定是远绍西周，某些“死不为置后”“不宜为立嗣”的做法亦在刻意追比模仿西周。如《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贺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
唐代以后的律典中有“立嫡子违法”条，令典中则有“立嫡子”的具体规定。“嫡子”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专指与泛指之分：只有嫡妻所生之子可称为嫡子，是为狭义，但不专指一人；唐律所谓“嫡子”专指为承袭父权（如爵位、宗祀权）而立之子，仅一人而已，故曰立，即秦汉时期所谓“后子”。薛允升指出：“嫡子云者，即古之所谓为父后者也。汉时常有赐为父〈后〉者爵人一级之诏，后则绝不经见矣。”[301]一般情况下，嫡妻所生之长子是当然的人选。但如果没有嫡长子，就要选立其他人立为嫡子。唐律“立嫡违法”条即为此而设，唐代嫡子选立的办法和原则并不直接由律来规定，而是见于唐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302]显而易见，魏晋以后律、令受礼制的影响较大。
汉代立嗣置后的制度上承周秦，下启唐宋，其中有因袭，也有变革。通过研读张家山汉简《置后律》，并将其内容上与商周、下与唐宋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纵向比较，方能就其中变化沿革一目于然，其主要变化可试作如下归纳：
（一）汉代立嗣置后的法律是在对商周相应制度进行继承借鉴、比较选择的基础上完成的，又与其现实的社会政治需要紧密联系。历史发展到汉代，摆在汉人面前可供选择的立嗣置方式有两种，即所谓商人的“兄终弟及”与周人的“父死子继”，汉初对是“立弟”还是“立子”这两种方式的选择是艰难而漫长的一个历史过程。
据《汉书·文帝纪》记载：“有司请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文帝于是下诏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体。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且千岁，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启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为父后者爵一级。”
从这段史料来看，不管汉文帝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但他在 “立嗣”时考虑的对象就有多人，其中“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最终在有司的坚持下，秉着“立嗣必子”的原则，立子启为太子。
无独有偶，汉景帝在刚即位未立栗太子以前及废栗太子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即位之初，景帝尚“未置太子，与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303]无论此时景帝出于什么目的和想法，是不是出于至诚之心，还是为了讨太后欢心，或迫于当时的情势，但毕竟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而梁孝王推辞，但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这一次为窦婴的正言所阻：“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304]多年后，景帝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305]。这一次是太后主动提出，显然是出于爱子宠儿梁孝王的请求，这一段秘事，褚先生补曰：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306]
事实上，不仅窦太后一人有让景帝传位于梁王的想法，其他人如羊胜、公孙诡等也“欲使王求为汉嗣”[307]，景帝自己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也提出过“千秋万岁传于王”的想法，看来这种想法在当时并非完全是为礼、法所不容的。汉代皇家立嗣是在“殷道”与“周道”、“亲亲”与“尊尊”、“立子”与“立弟”、“质”与“文”之间进行着艰难而现实的抉择，最终是以“立子”为主，特殊情况下以“立弟”为补充和补救。这种选择中除了聚合礼制之争以外，也少不了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
《汉书·孔光传》：“绥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无继嗣，至亲有同产弟中山孝王及同产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学多材，子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汉嗣，私事赵皇后、昭仪及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故皆劝上。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定陶王宜为嗣。褒、傅皆如方进、根议。光独以为礼立嗣以亲，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亲弟也，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为比，中山王宜为嗣。上以《礼》兄弟不相入庙，又皇后、昭仪欲立定陶王，故遂立为太子。”
皇室以外的其他贵族身份的继承的顺序：(www.xing528.com)
1.父死子继。在古代多子的情况下，确立了“以贵以长”的基本原则，如张家山汉简《置后律》：“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侯〈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五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其毋适（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308]据此可以看出，汉代法律规定侯爵等级的后子是原爵位继承，卿爵等级的后子一律继承公乘，五大夫以下的后子都是降两级继承。继承者必须是嫡长子，如果没有嫡长子，其嫡子以外之余子、姬妾之子也可以。彻侯、关内侯以及五大夫爵位以下都是逐级连贯记述，唯独卿爵与五大夫之间，缺少自左庶长至大庶长九级爵位，这就意味着卿是左庶长至大庶长的总称，代表军功爵制中一个大的等级。
需要特别指出，在《置后律》中还特别规定：“死，其寡有遗腹者，须遗腹产，乃以律为置爵、户后。”[309]《白虎通》对此还有解释：“君薨，適夫人无子，有育遗腹，必时其产立之何？专適重正也。”[310]在汉代文献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阏氏节侯冯解散……（子）共侯它嗣，一年薨。亡后。孝文二年，文侯遗以它遗腹子嗣，十四年薨。”《汉书·昭帝纪》：“泗水戴王前薨，以为嗣，国除。后宫有遗腹子暖，相、内史不奏，上闻而怜之，立暖为泗水王。相、内史皆下狱。”
2.在无子户绝的情况下，才考虑以兄弟即“同产”为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七世孙）杜陵公乘喜诏复家。”孟康曰：“诸复家皆世世无所与，得传同产子。”《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昌圉侯旅卿）六世子赐代，死，无子，绝。有同产子，元始二年，求不得。”即张家山汉简《置后律》所谓“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毋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长者。其或异母，虽长，先以同母者。”[311]
3.其他亲属。张家山汉简《置后律》规定：“□□□□为县官有为也，以其故死、老、伤二旬中死，皆为死事者，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其后将公士。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产，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312]
立嗣置后正不限于直系或旁系卑幼，甚至于尊长，这是其他朝代所罕见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鲁侯涓“死事，母代侯。”索隐 ：“涓无子，封母侯疵也”。《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酂文终侯萧何……孝惠三年，哀侯禄嗣。六年薨，亡后。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禄母同为侯，孝文元年罢。高后二年，（筑阳）定侯延以何少子封，孝文元年更为酂，二年薨。”
当然，诸侯贵族的“立嗣置后”是有一定仪式和程序的，《汉书·景帝纪》：“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襚、祠、赗，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
（二）唐宋以后关于“立嫡”的法律与汉代立嗣置后有继承，也有发展。张家山汉简《置后律》中有些内容与唐宋律相同，《置后律》规定：“女子比其夫爵。”《唐律疏议》中也有类似规定：“依《礼》：‘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注云：‘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313]
当然唐宋律与汉律也有较多的不同，如汉代立为人后者不限于子，已见前面论述。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公布时，张建国据《奏谳书》案例二一认为：“以前睡虎地秦简中的‘后’字一直被理解为‘后子’。现在案例二一说明，‘后’的含义要远超过‘后子’的含义，或者说‘后子’仅是‘后’概念中的一个分概念。‘后子’指‘嗣子’没有问题。‘后’则是‘继承人’之意，不限于嗣子，至少包括死者最亲近的直系亲属。”[314]唐宋以后法律中有“立嫡违法”条，所谓立嫡即立子。明清法律中则更进一步规定：“若立嗣，虽系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也就是说，“同宗之人尊卑有序。失序，如以弟嗣兄，以侄孙嗣叔祖而乱其昭穆之次也，失尊卑之序，与乱宗族之姓者，其罪相等，故亦得杖六十之罪。”[315]
由此看来，张家山汉简《置后律》规定的“同产相为后”的制度在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律中则为非法，这当是最大的区别。
（三）汉代法律中对立后有限制性条款。罪犯不得为立后。《汉书·景十三王传》：“初，武帝复以亲亲故，立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是为顷王，十一年薨。子缪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鸿胪禹奏：‘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奏可，国除。”又：“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
自杀者不得为立后。张家山汉简《置后律》明确规定：“其自贼杀，勿为置后。”[316]《汉书·邹阳传》：“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齐、济北两国城守不行。汉既破吴，齐王自杀，不得立嗣。”《汉书·萧望之传》记载萧望之“竟饮鸩自杀”，“有司请绝其爵邑”，显然是依法处理，宣帝特别下诏，使其“长子伋嗣为关内侯”，当是法外“加恩”。
罪犯不得立为人后。张家山汉简《置后律》规定：“尝有罪耐以上，不得为人爵后。”[317]《汉书·王子侯表》记载阴城侯刘苍：“太初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汉书·韦贤传》：“初，玄成兄弘为太常丞，职奉宗庙，典诸陵邑，烦剧多罪过。父贤以弘当为嗣，故敕令自免。弘怀谦，不去官。及贤病笃，弘竟坐宗庙事系狱，罪未决。室家问贤当为后者，贤恚恨不肯言。于是贤门下生博士义倩等与宗家计议，共矫贤令，使家丞上书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贤薨，玄成在官闻丧，又言当为嗣，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征至长安，既葬，当袭爵，以病狂不应召。大鸿胪奏状，章下丞相御史案验。玄成素有名声，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恶疾、废疾者不得立为人后。《白虎通·封公侯》：“世子有恶疾废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传》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也？恶疾也”[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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