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请
《汉书·高帝纪》：“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注：应劭曰：“言耐罪以上皆当先请也。”《东方朔传》：“隆虑公主子昭平君醉杀主傅，狱系内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刘屈氂传》：“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宣帝纪》：“黄龙元年，诏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平帝纪》：“元始元年，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三年，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续百官志》：“宗正卿一人。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周礼·秋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一曰议亲之辟。”注：“郑司农云，若今时宗室有罪，先请是也。”“三曰议贤之辟。”注：“郑司农云，若今时廉吏有罪先请是也。”“六曰议贵之辟。”注：“郑司农云，若今时吏墨绶有罪先请是也。”《百官表》：“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墨绶。绥和元年，长、相皆墨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续百官志》：“千石、六百石墨绶。四百石、三百石长同。”
如果没有按规定先请，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汉书·桥玄传》：“坐事为城旦。”蔡邕《太尉桥公神庙碑》：“临淄令臧多罪正，受鞫就刑，没齿无怨。竟以不先请免官。”《南匈奴传》：“中郎将张修与南单于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修以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沈家本加按语云：“应先请而不先请，此违法之事，桥玄坐为城旦；张修下狱死。”
（二）有爵位者可以减刑
《汉书·薛宣传》：“皆爵减完为城旦。”颜师古注：“以其身有爵级，故得减罪而为完也。”沈家本说：“此以爵减完为城旦者，谓完而不髡也。《汉书》凡言完为某刑者，皆是此法。唐律请章后有减章，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减一等，与爵减之意相合。”张家山汉简《具律》：“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
（三）以钱财赎罪
《汉书·惠帝纪》：“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注：应劭曰：“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匹缣矣。”师古曰：“令出买爵之钱以赎罪。”《食货志》：“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武帝纪》：“天汉四年，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同。”《淮南王安传》：“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史记·平准书》：“有司言：天子曰‘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蹛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沈家本认为：“汉代赎法，惠、景时常行之，然仅行之于一时，非常法也。武帝时赎法，其见于《纪》《志》者，似亦是一时之事，并非常法。后来张敞建赎罪之议，而萧望之驳之，此其证也。惟武帝时之军法当斩者，皆得赎为庶人，王子侯各《表》言赎死罪者甚多。司马迁《报任安书》，言家贫不足自赎，又似当时皆可以赎者，所未详也。”
张家山汉简《囚律》：“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府（腐），金一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迁），金八两。有罪当府（腐）者，移内官，内官府（腐）之。”《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九年，“令天下系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输作各有差”。《明帝纪》：“中元二年，诏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永平八年，诏其大逆无道、亡命者令赎罪。十五年，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十八年，诏云云：赎死罪缣三十匹。余与十五年同。”《章帝纪》：“建初七年诏。元和元年，诏亡命者赎。章和元年，诏亡命者赎：死罪缣二十匹，右趾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
（四）老幼减刑
《周礼·秋官司寇》：“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礼》：九十曰耄，七岁曰悼，悼与耄虽有死罪不加刑。早在汉惠帝时，诏令就明确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158] “完之”，即不施肉刑。学界一般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吕后二年律令，其中《具律》规定：“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汉景帝时规定：“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鞫系者，颂系之。”[159]汉宣帝时下诏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160]汉成帝时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161]汉平帝进一步定诏：“及眊掉之人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以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162]《唐律疏议》：“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病、谋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163]
（五）“一人有数罪，以其重罪罪之。”[164](www.xing528.com)
此条是针对“俱发罪”而言，盖战国时期成文法运动中产生，为秦汉时期法律所继承。《公羊传·庄公十年》注：“明当以重者罪之。犹律一人有数罪，以重者论之。”《唐律疏议·名例律》：“诸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大清律辑注》：“凡犯有二罪以上，或三、四罪，或五、六罪，先皆朱发，俱于一时发觉在官，则但以一事之重者论罪，轻者皆勿论。”
（六）亲亲得相首匿
《公羊传·闵公元年》：“亲亲之道也。”注：“论季子当从议亲之辟，犹律亲亲得相首匿。”《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颜师古注：“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王先谦《补注》：“周寿昌曰：颜说未晰。直言首谋藏匿罪人耳。何焯曰：此诏最得法意，非前人不知及此也。盖古者议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固在所原宥耳。父母匿子，情虽同，而平居失于不教，故坐之。然犹必上请，将权衡其轻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周寿昌曰：《盐铁论·周秦篇》，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论语》皇侃疏：今王许期亲以上得相隐，不问其罪是也。邢昺疏：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父祖者入十恶。盖由汉宣此诏推广之。”《唐律》同居相为隐，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小功缌麻亦得减等，视汉法为更宽矣。武帝之世，方严首匿相坐之法，临汝侯灌贤于元朔五年坐子伤人，首匿免，其事在地节之前也。
（七）先自告除其罪
《汉书·衡山王赐传》：“元狩元年，有司求捕与淮南王谋反者，得陈喜于孝家（孝，淮南王少男）。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枚赫、陈喜等。廷尉治，事验。王闻，即自杀。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颜注：先告有反谋，又告人与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与王御婢奸，及后徐来坐蛊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告王父不孝，皆弃市。”此《唐律》之犯罪未发自首也。孝之自告在陈喜已得之后，与未发者略异，得除其罪，汉法之阔疏也。其仍以与王御婢奸弃市者，《唐律》之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也。惟唐法至死者听减一等，而孝仍弃市，视唐为严耳。
（八）收帑相坐
《汉书·文帝纪》：“元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注：应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刑法志》：“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御暴而卫善人也。令犯法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慤，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孰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重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王先谦《补注》：“沈钦韩曰：坐者，核其轻重，减本人一等二等也。收者，无少长皆弃市也。”《王子侯表》：“平曲侯曾，广陵厉王子，坐父祝诅上，免。严乡侯信、武平侯璜，并坐父大逆，免。后并复封。”《功臣表》：“葛绎侯贺，以子敬声有罪，下狱，死。”《公孙贺传》：“贺子敬声，代贺为太仆。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贺自请逐捕，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功臣表》：“义阳侯厉温敦，坐子伊细王谋反，削爵为关内侯。信成侯王定，坐弟谋反，削百五户。宜乡侯冯参，坐姊中山太后祝诅，自杀。成阳嗣侯訢、新成侯钦坐弟昭仪绝继嗣免，徙辽西。”《武帝纪》：“征和三年，丞相屈氂下狱要斩，妻子枭首。”注：郑氏曰：“妻作巫蛊，夫从坐，但要斩也。”师古曰：“屈氂亦坐与贰师将军谋立昌邑王。”本《传》：“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言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又《功臣侯表》：“汲嗣侯广德，坐妻大逆，弃市。”《史表》作“坐妻精大逆罪，颇连广德。”《公孙敖传》：“坐妻为巫蛊族。”
《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方进、大司空武议，以为：令，犯法者各以法时律令论之，明有所讫也。长犯大逆时，乃始等见为长妻，已有当坐之罪，与身犯法无异。后乃弃去，于法无以解。请论。光议以为：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未自知当坐大逆之法，而弃去乃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盐铁论·周秦篇》：“御史曰：一室之中，父兄之际，若身体相属，一节动而知于心。故今日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谁责乎？文学曰：《春秋》曰，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小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花菜，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诛及无罪，无罪者寡矣。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罚多。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相坐也。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之相坐。”
《史记·商君列传》：“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索隐：“刘氏云，五家为保，十保相连。牧司为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发，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案律，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今匿奸者，言当与之同罚也。怠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特重于古也。”据索隐之说，是秦法之相坐，谓十家相保家，不但父母妻子同产也。怠懈不事事之人，即收孥为官奴婢，不但犯大逆不道之缘坐也。汉初之法，未知与秦制是否相同？观诏文特举父母妻子同产言，可见汉法并未全袭秦制。第文帝已尽除之，何以武帝以后，仍有父子兄弟夫妻相坐之狱，如各《表》《传》所载者？尝推求其故焉。新垣平之夷三族，即在文帝之世，距除律之年仅十七年，其事或别有情形，史不能具。景帝之杀晁错，以大逆无道论引律，父母妻子无少长皆弃市。此律文尚有收孥之事，在新垣平后仅止九年。不应新废之法，未久复行，绝不似文帝所者。似汉初虽未全袭秦旧，而罪之当收孥者，不止大逆无道一条，文帝先尽除之，新垣平之狱，必不得已而用重法，而大逆无道一条，遂复施行，故景帝亦仍用之耳。至相坐之法，与收孥本不同条。武帝时之相坐者，又属于见知不举之法，与旧法之相坐不同。而同如公孙贺、公孙敖、刘屈氂诸狱，事起巫蛊，系以大逆不道论者，无论已。他若义阳坐子谋反，仅止削爵一级。信成坐弟谋反，仅止削户。似皆是依见知不举之法。成陵嗣侯德坐弟与后母乱，共杀兄，德知不举，不道，下狱瘐死。《功臣表》邳离侯路博德坐见知子犯逆不道罪，免。相坐之出于见知不举，此尤其明证也。淳于长亦以大逆无道论者，身当要斩，而仅止妻子徙边，不及父母同产。此法不知何时减轻？
《后汉书·梁竦传》 ：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则同产亦坐，与淳于之狱又异，未知为东汉所改定？抑西京亦有此法？而无事以证之也。冯参为冯太后少弟，赵、赵钦为赵昭仪之兄，参之自杀出于傅太后之修怨，、钦之徙边由于昭仪之罪重，皆不可以常法论（《赵后传》以为钦兄子，必有一误）。刘屈氂等三事，则以夫坐妻，而三事之罪，轻重不同。公孙敖最重，其事不详。屈氂别有欲立昌邑王之事，不但以妻之祝诅，故要斩。广德弃市，则从坐之常法也。《汉律》有无兄弟为出嫁姊妹、夫为妻从坐明文，已不可考。姑录其事于此。长小妻事，自以孔光之议为是。凡议狱者，必当以平恕之心处之，否则人不堪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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