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约法三章”
初，刘邦从武关挥师进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65]
秦律向以“繁于秋荼”“密于凝脂”“凡事皆有法式”而著称，但不免繁杂苛细。秦二世又倒行逆施，变本加厉，使天下“苦秦法”久矣。刘邦自以为“当王关中”，从长治久安计，顺应民心，解民倒悬，因此果断废除了繁杂的秦律，颁布“三章之法”，阔节疏目，颁布了汉代最初的法令，简单易行。
（二）九章律
汉朝建立后，因为“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66]。
萧何是汉律的缔造者，一是由于他在秦朝“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是秦朝的刀笔吏，熟悉秦律，二是入关后“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为借鉴秦律制定汉律奠定了基础。于是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萧何次律令”的同时，汉朝命“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使汉朝制度初具规模。
《唐律疏议》：“魏文侯师里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释文》：“一《盗法》，今《贼盗律》是也；二《贼法》，今《诈伪律》是也；三《囚法》，今《断狱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杂法》，今《杂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三）汉律六十篇
汉武帝继位，好大喜功。“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67]因此，汉武帝时期，律令大备，《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于是法律愈加烦琐，法网愈密。(www.xing528.com)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除汉初萧何九章，“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四）宣帝以后的立法
武帝以后，汉代立法明显放慢了步伐。宣帝以一代中兴守成之主，仅在原有律令体系施行的基础上，采纳了大臣的建议，做了一些零零星星的修改和补充。
《汉书·刑法志》：宣帝时“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德，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汉书·宣帝纪》：本始四年，“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
《汉书·元帝纪》：“省刑罚七十余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汉书·刑法志》：“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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