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深入解析和理解

“以法治国”是战国时期法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思想和主张。该思想和主张虽然主要在秦国获得实践，但首提并非秦法家，而是来自齐法家的管仲。管仲认为，只要国君集中权力，实行法治，就可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15] 。

秦法家中对“以法治国”主张阐释较多的当属商鞅和韩非。商鞅曾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且大获成功，商鞅提出了一整套的“法治”思想和理论。为了系统地掌握商鞅的“法治”理论，我们对其思想体系进行简单归纳。

（一）关于变法的主张

商鞅认为实行法治是时代的要求。因为社会是发展的，治国之道也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可一成不变。即“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16]。商鞅认为变法是兴邦之路，拘泥古法，不知变通则是亡国之道，他提出：“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17]

（二）“法治”要顺应世情民性

商鞅认为，实行法治是历史的发展和人“好利恶害”的本性所决定的。《商君书·开塞》中指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而商鞅所生活的战国时期正处于“下世”，其特点是立禁、立官、立君。在商鞅看来，下世之政改革了中世之弊，中世之政扭转了上世之乱，即“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18]。商鞅还主张，推行法治也需符合人类“好利恶害”本性。在商鞅看来，“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他主张君主在行法治时要顺应这一本性，即：“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19]

（三）推行法治的具体方法

马小红曾对商鞅推行法治的方法进行了归纳， [20]共有三点：第一，推行法治的条件是法、信、权三者相结合，法即法令制度，信即国家信誉，权即君主一人独享的权力，此三者缺一不可；第二，要做到“壹教”“壹刑”“壹赏”，正如商鞅所指出的“治国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21]第三，通过重刑手段来实现法治。商鞅曾指出：“以刑去刑，国治；以刑生刑，国乱。”[22]而“以刑去刑”的最好方法就是重刑，甚至“重刑轻罪”。商鞅的逻辑是，如果犯很轻的罪都被处以重刑，那么就没有人敢犯重罪了。(www.xing528.com)

韩非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秦王嬴政的影响比较大，在未见韩非之前，嬴政观其书后感慨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思想仍以“法治”为核心，但较前人很多见解有了更为系统、更为综合的思考和阐释。张国华先生认为，韩非的“法治”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是法、势、术三结合的“法治”方法。[23]

韩非对时代更替和竞争方式的变迁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4]既然道德是上古时期的竞争手段，如果再在战国时期这“大争之世”使用就不合时宜。所以韩非主张要靠严厉的法治来代替仁慈的道德进行治理，他提出：“严家无悍孥，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25]主张“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

韩非认为，前期法家的一些“法治”理念和做法都有不足，比如商鞅的“徒法而无术”，申不害的“徒术无法”，等等。韩非在总结前期法家法、势、术三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为本，法、势、术结合的思想，使法家的理论更具可操作性。

韩非肯定了慎到“重势”的主张，正所谓“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但只有“势”没有“法”也不行，因为君主的贤、愚以及势之大小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借法行势，以势助法。正如韩非所指出的：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26]

“术”在韩非的法治思想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所理解的术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27]。他认为“法”和“术”对于君主来说是“不可一无之具”，他批评商鞅在秦国变法最大的不足就是“徒法而无术”，这导致秦国“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迟迟未能实现天下统一，而商鞅本人也落了个车裂的下场。韩非还曾给“术”下过一个定义，即“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28]，在这里，“术”纯然已是君主通过“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手段来驾驭臣属的权谋手段了。

法家虽然主谈“法治”，但法家主张的“法治”与现代法治不论从理念还是具体做法上都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正如马小红教授曾指出的：“对君主权力的痴迷，使法家无视道德和是非，甚至无视神明与敬畏。所以在读法家著作时，我们常常会感到法家的法治缺乏灵魂，它只是维护君主利益的工具。这种以君主利益为核心的法治，显然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