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法制对楚法的影响与解析

楚国虽长期以来被周视为蛮夷，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真正继承了西周法制的则是楚国，下文详述西周法制对楚法的影响。

（一）楚先祖与周的历史渊源

楚人称其先祖为“三楚先”，即包山楚简简217的祭祷记录所载：“举梼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一牂。”[108]楚与周的最早重要交会，根据史籍记载当是鬻熊之世，时在周文王。在周王朝建立后，楚人也开始学习周礼制文化，并接受了周的封建制度。周成王封鬻熊曾孙熊丽为“子”，属于较低位阶的诸侯。

《史记·楚世家》载：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可见，楚在西周初年的成王时期已经成为周封建体制下的一员。由是以后，周制度就影响及至楚国的各个方面，从礼制到法制，包括司法和立法思想，等等。楚王遵循周制而备受称赞，或中原诸侯也以楚人遵循周制而赞之，此类的事迹常见诸史籍。

（二）楚人对周制的接受

两周之时，楚国虽未完全被周视为“体制”内成员，但楚对周制度的引进仍然是持续不断的。由此，在春秋以降的“礼崩乐坏”之时代，反而是原先被视为“蛮夷”之荆的楚国保留了较多的周制。

比如，楚国对“以妾为妻”的禁止，即为周之礼制，目的是为防止妻妾乱序，保证嫡长子的宗子地位。《国语·楚语》载司马子期欲以其妾为内子（即嫡妻）之事，司马子期因此事访楚左史倚相，倚相对曰：

君子曰：“从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夫子木能违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廌，吾子经楚国，而欲廌芰以干之，其可乎？

倚相的意见表明了早在春秋楚昭王时期楚国统治阶层对“以妾为妻”就持反对态度，反对理由是因为此种行为有违“君子之道”，即为违反当时的统治阶层共同认可的“礼制”，此种“礼制”自然是源自周制。

再如，周制对楚国的影响，在包山楚简中最为显见的是楚国的纪年方式，从包山楚简中我们见到楚国是实行以事纪年制度，我们可以看到楚国用于纪年的事件或是战争或是礼制之事，此正与“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相符，所以有学者认为目前所见的楚国纪年大部分均可比附于《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载之五礼，[109]由此可见周礼制对楚国的影响。

（三）楚司法制度有明显的周制痕迹

征诸史籍与出土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楚国司法制度有明显的周制痕迹。

比如，《礼记·王制》曾载周之司法诉讼程序：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

由上引记载我们可以见到，司法术语和程序在楚国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对应物。在司法术语方面，包山楚司法简中所见的左尹官署下属的官吏中就有类似于 “史”的，称为“李”（此即“吏”，“吏”“史”相通），其上一级的称为“正”，“正”向左尹（左尹作为楚王下的最高司法官，正如周王之“大司寇”）报告案件情况，左尹也是对楚王直接负责。在司法程序方面，如负责审理者（成狱辞者）为“史”，“史”审理完毕后向上级“正”报告，“正”再上报给“大司寇”，“大司寇”再将之向周王汇报。这样审案的流程，几乎和我们在包山楚司法简中所见的程序相同。[110]由此可见周司法制度对楚国的影响。

（四）楚国法思想与法规范亦有周的影响存在

楚人的法律思想深受周的影响，如周人所提倡的“明德慎罚”思想，也是楚人所认同的。《左传·成公二年》记载申公巫臣在谏阻庄王时其就引：“《周书》曰：‘明德慎罚’。”

在法规范方面也有显明的例证，《左传·昭公七年》载：

无宇辞曰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宠，未可得也。”遂赦之。

上述记载常被引用于法史学教科书说明春秋时期楚国有“仆区之法”，姑且不论“仆区”到底内容为何，但从其中楚人称赞楚文王的“仆区之法”并将其与周文王之法并列共称“二文之法”，可见楚人以楚制可以与周制并称为荣。由此可见立法方面，楚人也受到周制影响。

[1]《诗经·大雅·文王》。

[2]《尚书·康诰》。

[3]《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4]《尚书·召诰》。

[5]《尚书·康诰》。

[6]《尚书·酒诰》。

[7]《尚书·无逸》。

[8]参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9]《礼记·乐记》。

[10]《礼记·礼运》。

[11]《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

[12]《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

[13]《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14]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5]《论语·八佾》。

[16]《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至鲁，慎无以国骄人。’”

[17]《史记·鲁周公世家》。

[1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19]《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

[20]《孟子·尽心》。

[21]《论语·季氏》。

[22]《诗经·相鼠》。

[23]《论语·季氏》。

[24]《晋书·刑法志》。

[25]此种观点见《尚书正义》《尚书今古文注疏》《尚书今译今注》。

[26]《吕刑》中“祥”意为善，为吉。

[27]参见[清]于鬯：《香草校书》卷八《书四》。

[28]即《吕刑》中言：“五虐之刑”。

[29]《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正义曰：“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古洞庭、彭蠡的具体范围，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7页。

[30]这一点已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明，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亦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章第三节《古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原始社会》。

[31]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部第六章“结语与问题纲目”。

[32]《尚书·康诰》。

[33]《尚书·大禹谟》《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引《夏书》。

[34]《荀子·君道》。

[35]《论语·子路》。

[36]《墨子·尚同》。

[37]《尚书·康诰》。

[38]译文参见屈万里《尚书今译今注》。

[39]参见《尚书今古文注疏》。

[40]皋陶，传说中主刑之官，于尧舜之世作五刑，伯夷传说为尧舜时的礼官，但也曾制五刑。此说明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礼教，刑罚各有其用途。而作为礼治的内容，刑亦为其中之一。参见清人张澍辑补《世本》及《尚书·尧典》。参见金景芳《论人治与法治》，载氏著《古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41]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2页。

[42]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胡晓军、许景昭、侯昱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2页。

[43]参见唐群：《青铜器史话》，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44]该铭文全文及考释，参见李力《两周青铜器铭文法典说略——从青铜器铭文法律史料看两周法制》，载王宏治主编《历代法典说略》（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45]该铭文全文及考释，参见刘海年《匜铭文及其所反映的西周刑制》，《法学研究》1984年第1期；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匝考释》，载氏著《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0—114页。(www.xing528.com)

[4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亦参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00—401页。

[47]《诗经·大雅·文王》。

[48]《尚书·多方》。

[49]《左传·僖公五年》。

[50]《尚书·召诰》。

[51]西汉出现的《周礼》一书并非出自周公之手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但该书所述制度内容在很多方面能反映西周的制度，出土的西周文物文献往往有可印证之处；另外，否定周公编订《周礼》一书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周公制礼的事实，周公制定的礼仪制度，不少内容确实包含在《周礼》一书之中。除此之外，《仪礼》和《礼记》也记载着周礼的丰富内容。《仪礼》是夏、商、周三代礼制的集成，《礼记》则叙述了人们修养德性即所谓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义。我国历史上的礼，就包括在《周礼》《仪礼》和《礼记》这三部巨著之中。参见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页。

[52]《周礼·春官·大宗伯》。

[53]《汉书·贾谊传》

[54]《后汉书·陈宠传》。

[55]《尚书·吕刑》。

[56]《周礼·秋官·大司寇》。

[57]《周礼·秋官·小司寇》。

[58]《周礼·秋官·乡士》。

[59]《周礼·秋官·遂士》。

[60]《诗经·小雅·北山》。

[61]《礼记·王制》。

[62]《礼记·郊特牲》。

[63]《礼记·昏义》。

[64]《礼记·昏义》。

[65]《礼记·坊记》。

[66]《周礼·地官·媒氏》。

[67]《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68]《礼记·郊特牲》。

[69]《仪礼·士昏礼》。

[70]《仪礼·士昏礼》。

[71]《仪礼·士昏礼》。

[72]“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73]《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74]参见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1页。

[75]《尚书·汤誓》载：“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

[76]本节涉及的金文释文用繁体字，尽量用宽式隶定，通假也尽量径直给出。白话文翻译用简体字，特此说明。

[77]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78]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

[79]参见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

[80]清华简六公布以来，学界主要是在释读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多发布在网上，各家意见可参见王宁文所列，参见王宁：《清华简六〈子产〉释文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6年7月4日。正式发表的论文参见孙合肥：《清华简〈子产〉简19—23校读》，《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8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36页。

[82]本文引《子产》以整理者释文为主，采宽式隶定，引用简文时以方框在文中标出编号。在该批简文公布后，学界对文字释读有很多讨论修订意见，本文择而从之，因本文重点不在文字释读，为阅读顺畅，不一一出注。释文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37—138页。

[8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子产》的最后一段有“是谓仪固”则与前文不同，其因待查。

[84]王宁：《清华简六〈子产〉释文校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6年7月4日。

[85]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38页。

[86]张伯元：《清华简六〈子产〉篇“法律”一词考》，简帛网，2016年5月10日。

[87]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

[88]刘成群：《清华简与先秦时代的黄老之学》，《人文杂志》2016年第2期。

[8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43页。

[90]“国”与“野”为西周的基本区域划分，又同城乡之别、阶级之分、族类之异紧密相连。参见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91]现在学界多公认《尚书·吕刑》《逸周书·尝麦解》与周之“刑书”有密切关联，故而子产所定“刑书”绝非历史首次。清华简《保训》篇记载的“中”亦论者有认为即是上古“刑书”，参见刘光胜：《礼与刑：〈保训〉文王传“中”的两个维度》，载王捷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六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

[92]葛志毅先生在论《尚书》各篇的文献渊源时对青铜器铭文所载各类公文书与《尚书》各篇的文献来源等关系的进行深入讨论，可参看。葛志毅：《谭史斋论稿续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56页。

[93]参见杨明明：《颂器铭文与西周册命礼新探——“受令册佩以出”再释》，《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

[94]参见刘光胜：《礼与刑：〈保训〉文王传“中”的两个维度》，载王捷主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六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

[95]如讨论普遍意义上的司法制度变迁动力问题，参见张正印《司法制度变迁的知识学动力——从子产“铸刑书”说起》，《法学评论》2016年第2期。再如，在法理学视角讨论社会转型期的司法与法律规则、规范问题的，参见于明《法律规则、社会规范与转型社会中的司法——〈叔向使怡子产书〉的法理学解读》，《北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2辑。

[96]黄东海、范忠信：《春秋铸刑书刑鼎究竟昭示了什么巨变》，《法学》2008年第2期。

[97]参见王沛：《刑鼎源于何时——由枣阳出土曾伯陭钺铭文说起》，《法学》2012年第10期。李零也早已指出铸刑书应是“铸于铜器”，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1页。

[98]关于“刑书”作为法规范的表述方式，详见下文，在此不赘。

[99]残断简被整理者列为第一组，整理者释文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25—128页。现有较新简文缀合编联释文可参见陈伟等著《战国楚地出土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378页。

[100]史树青：《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下文引史先生观点均出于此篇论文，不一一出注。

[101]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8页。

[102]参见李守奎：《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00页。

[103]李学勤：《〈尝麦〉篇研究》，收入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104]传世《尚书·吕刑》篇并非“吕刑”这一刑书的原本形态，应该是颁布《吕刑》时的诰令文书经过编辑后选取的部分内容。

[105]另外，《尚书》内多有以“誓”“诰”“命”为名，也是当时的非规则型法规范的体现。

[106]孔许友：《论春秋时期的刑书书写——以铸刑鼎之争为中心》，《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07]王沛：《“刑”字古义辨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0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109]楚国用以纪事的国之大事，在《周礼》所载五礼中大部分均可找到对应。如军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包山楚司法简简103的纪年——“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即属军礼的“大师之礼”，包山楚司法简2的纪年——“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即是属军礼的“大役之礼”。又如宾礼，《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宾礼亲邦国。” 包山楚司法简197的纪年——“宋客盛公边聘于楚之岁属于诸侯之“聘礼”。聘礼属宾礼之一，《礼记·曲礼》载：“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再者有嘉礼，包山楚司法简简12纪年——“东周之客致胙于郢之岁”，此致胙即属《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载属于嘉礼之一的脤膰之礼正如《周礼·天官·膳夫》载：“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郑注云：“致福，谓诸臣祭祀，进其余肉，归胙于王。” 参见于成龙《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4—9页。

[110]关于楚王及中央司法官署接受地方民众申诉的审理程序，笔者另有撰文，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