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法制研究进展与新热点：睡虎地秦简与岳麓秦简的发现与研究

囿于资料的极度匮乏，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关于商鞅变法的若干论文外，有关秦代法制的研究成果极少。随着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及释文的公布，秦代法制研究的薄弱局面快速改观。1979年，高敏著《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研究秦律的第一部专著。1981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云梦秦简研究》一书，汇集了云梦秦简整理者和其他研究者的多篇论文。以上两书只是对秦代法制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真正对秦代法制做出全面细致论述的则始于栗劲所著《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该书按照现代法学理论，对秦律的制定和发展过程、理论基础、犯罪和刑罚理论、刑罚体系、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行政法规和行政管理、经济法规和经济管理、民事法律制度作了全面的论述。其后，孔庆明著《秦汉法律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也对秦律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台湾学者徐富昌著《睡虎地秦简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对睡虎地秦简所反映的秦的刑罚体系、官制、军制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着重于把前人的成果系统化。1999年，由徐世虹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涉及秦的内容是对20世纪秦法制研究的全面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迭有新作问世，其中曹旅宁著《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律的起源、秦律中的家族及阶级法、秦律中的经济资源法、秦律刑罚、秦律与汉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总之，四十余年来，学界根据出土秦简对秦代法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研究成果也灿若繁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刑事法律制度。自云梦秦简出土后，刑法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所在。在刑法原则方面，黄展岳较早对秦律作了系统的研究，将秦简所反映的秦代刑法原则归纳为“定性量刑”和“刑有等级”两个方面，刘海年则将其具体化，将秦简刑罚原则总结为实行连坐、区分共同犯罪与非共同犯罪等十项基本原则。[17]其后的研究者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总结的范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内容和研究的角度方面则有进一步的深化。例如，对于秦代的刑事责任年龄，张全民、方潇、吴海航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新的观点。[18]

在刑罚制度方面，秦简展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秦代刑罚面貌，学界因此对秦代刑罚的种类、含义以及执行等反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得刑罚制度的研究成为秦代法制研究的重点所在。对于秦代刑罚的种类，黄展岳将其归纳为死刑、肉刑、作刑、赎刑和迁刑等，刘海年则将秦的刑罚种类分为十一类。[19]对于秦代刑名的含义，张政烺、张金光对“系城旦舂”的含义作了解释[20]，臧知非、王云、屈建军对秦代谪戍制度作了探讨[21]，朱绍侯、张铭新、吕名中、梁自玉、曹旅宁、于振波等对秦代赎刑、赀刑等经济刑作了多方面的研究[22]。在秦代刑罚制度中，学界对徒刑关注较多，如刘海年、麦天骥、张新超等对秦代刑徒的管理、刑期、生活和劳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3]。在徒刑之中，“隶臣妾”这一刑种学界研究的最多，对“隶臣妾”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聚讼纷纭，至今仍无定论，李力系统梳理了这一段学术史，对此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并阐明了自己的见解。[24](www.xing528.com)

第二，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制度。秦律的内容不仅仅是刑法，也包含其他方面，自秦简出土以后，在民事、经济、行政法制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使得今人对秦代法制的复杂性、多样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是总的来说，其研究成果仍不如刑法，有待加强。在民事法律方面，吴治繁和赵战银论述了秦代的所有权制度[25]，童光政概括了秦代契约法的内容[26]，程天权、翟宛华、郭玉峰对秦代的婚姻法作了研究[27]。在经济法律方面，常俊山、刘海年、潘世宪、刘序传、栗劲、张中秋、宫长为、王震亚、刘向明等学者对秦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与仓库管理等多方面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28]，深化了对秦代法律功能和社会状况的认识。在行政法律方面，主要是对秦代官吏法的研究，安作璋、陈乃华对秦代官吏法的渊源、产生与发展过程、内容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29]，程维荣、罗开玉、徐进、朱筱新、艾永明等对秦代官吏的法律责任、奖励和处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秦“以法治吏”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总结评述 [30]。

第三，司法制度。高敏较早对秦简所反映的秦代诉讼程序、司法原则、量刑标准等问题作了研究 [31]，黄贤俊利用秦简《司空律》《法律答问》《封诊式》中的资料勾勒了秦代的审判原则和程序、法官的责任、证据制度等内容 [32]。刘海年的长文《秦的诉讼制度》从十一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秦代诉讼制度 [33]，是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研究最为全面的成果。在秦简中，有“三环”一语，是秦代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其含义，黄展岳、钱大群、刘华祝、朱红林等人都有不同的解释 [34]，至今无定论，需要新史料的发现来继续论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秦代法制研究的成果，大多是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为研究基础的，在睡虎地秦简之外，尚有云梦龙岗秦简、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青川木牍等秦代简牍，但这些秦简牍有的数量较少，有的没有完全公布，从而妨碍了对这些简牍的利用。这种局面近年来逐渐改变，出现了一些以此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对于青川秦牍，因公布早，数量少，对其中所反映的秦的土地制度研究较充分，近年南玉泉、汪桂海又对其作了新的解读 [35]。对于龙岗秦简，则关注甚少，于翠平等对其中的《禁苑律》和所反映的行政法制作了一定的研究 [36]。对于里耶秦简，蔡万进、曹旅宁、朱红林、于振波等利用其对秦令、赀刑与赎刑、债务文书、吏治等问题作了研究 [37]。对于岳麓秦简，随着近年简文的陆续公布，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已经仅次于对睡虎地秦简的研究，成为秦代法制研究的新热点。其中，曹旅宁、肖洪泳、陈松长、陈伟、周海峰、王勇、朱德贵、温俊萍等对岳麓秦简的律令内容与形式、诉讼程序等问题发表了较多的成果。[38]朱潇则利用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对秦代的罪名、刑罚、司法制度、法律推理与法律理念进行了新的研究。[39]陈松长等就岳麓秦简中所见秦律、秦令、奏谳文书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秦律令体系的基本构架和形成进行了深入探讨，是利用岳麓秦简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新成果。[40]随着岳麓秦简的继续公布，相信还会有更多的高水平之作问世，必将开拓秦代法制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