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八旬的老人 -可口可乐百年传奇

罗伯特的精神逐渐好转，这要归功于几个人。其中之一是他的新家庭医生加兰·赫恩登，他搬到了亚特兰大，就住在罗伯特的隔壁。在赫恩登的坚持下，罗伯特开始逐步减轻对酒精的依赖，直至完全戒酒。罗伯特的老朋友们都陪伴着他，用尽一切方法让他振作起来。

这些积极因素都在重新点燃罗伯特的生存意志。然而，罗伯特最强烈的生存动机似乎并不那么积极，他要监督奥斯汀，确保他不会毁掉可口可乐公司。罗伯特每天都会去办公室，坚持复查公司的重大决策。

事实证明，奥斯汀在公司运营的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否认的才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预见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日渐兴起的环保运动让奥斯汀十分担忧，批评者指责可口可乐公司产生的垃圾遍布各地，奥斯汀无法否认这点。可口可乐的不可回收的瓶子可以堆成一座座山，可口可乐公司的卡车可以组成一列列车队，可口可乐的广告牌绵延数英里。这些事实让奥斯汀相信可口可乐公司会成为批评者的“理想目标”。奥斯汀预测，在1970年春天的第一个“世界地球日”，公司就会遇到麻烦。

不幸的是，奥斯汀未必有能力解决他预测到的问题。他收购了一家水净化公司——安奎柯股份有限公司，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公众认为可口可乐公司致力于污染治理。收购安奎柯公司价格不菲，相当于1754000股可口可乐公司普通股。罗伯特和其他董事会成员对支出如此巨大的金额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对奥斯汀的这项决定充满疑虑。

当奥斯汀将解决问题的任务交给其他人时，反而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最典型的事例是，在广播和电视广告的理念问题上，奥斯汀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听从了麦肯广告公司的建议。麦肯公司试图在广告中迎合时代的情绪，他们找来了大约200名世界各国的年轻人，让他们用甜美的音调唱道：“我想给全世界买可口可乐。”当奥斯汀听到这首歌的录音时，他并不喜欢其中的甜言蜜语，原本打算否决这个广告。但他最终让步了，并解释说：“这就是广告部门存在的意义。”

该广告在1971年播出，其中的歌曲引起了轰动，受到广泛欢迎。一些民众开始打电话给电台，要求免费播放这首歌。几个月后，这首歌出现在白宫晚宴的表演中，奥斯汀此时才真正感受到这首歌的影响力。要知道，尼克松总统可是百事可乐的支持者。宴会上几位客人对奥斯汀眨眨眼睛，点了点头，其中一个还对奥斯汀小声说：“你付了多少钱？”

奥斯汀将这件事告诉罗伯特后开玩笑说：“我很庆幸没有被警卫带走。”但这已经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交流了。因为罗伯特对奥斯汀管理公司的方式感到越来越担忧，他和他在董事会的盟友不再勉为其难地同意奥斯汀的计划了，他们开始明确地反对他。

罗伯特继续控制着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虽然奥斯汀除了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外还取得了董事长的头衔，但他被剥夺了这些职位应有的权力。奥斯汀一直在等待罗伯特从董事会辞职，或者至少放弃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但这两件事都不在罗伯特的考虑范围内。

1972年初，罗伯特中风了，他的右半部分身体无法自由活动，但他拒绝听从赫恩登医生让他住院的建议。为了向外界隐瞒病情的严重程度，罗伯特搬去艾彻威休养。一段时间后，虽然他右手无力，而且行走不便，但他仍然坚持回去工作，并发表声明，宣称他为公司服务的能力并没有减退。

1973年，当奥斯汀提出与实力雄厚的投资商路德维希以及日本巨头三菱公司进行一笔昂贵且复杂的土地交易时，他与罗伯特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奥斯汀想创立一家合资企业，并在巴西购进数千英亩的农田，以种植公司生产所需的柑橘等农产品，他还打算将美汁源公司的大部分果园出售给开发商，以换取可观的利润。

罗伯特对此事的回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他认为奥斯汀已经被冲昏头脑了，竟然花2000万美元资金投资风险项目，而不是专注于公司的主要业务。

奥斯汀与罗伯特当面讨论此事，当罗伯特重申他否决巴西项目的决定时，两人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可口可乐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收购了休斯敦的一家咖啡公司，名为邓肯公司。许多分析者认为这是一笔失败的交易。梅街上流传着一个笑话，说邓肯公司唯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有魅力的年轻总裁查尔斯·邓肯及其家族。没想到玩笑成真，邓肯引起了罗伯特的注意，并成为罗伯特的新门生。

在罗伯特的支持下，邓肯在可口可乐公司出口部门一路升迁，这和奥斯汀的职业发展轨迹一样，而奥斯汀比他大十岁。1970年夏天，邓肯被提拔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纽约时报》称他是公司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奥斯汀把邓肯看作直接威胁，给邓肯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奥斯汀切断了邓肯的信息链，背着邓肯下达命令，还破坏邓肯和其他高管的关系。

邓肯面对压力的反应让罗伯特很失望。邓肯希望罗伯特保护他，扫平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是罗伯特并没有这么做，所以邓肯辞职了。

对奥斯汀来说，罗伯特也是一个障碍，这个顽固的老人，很多的想法在阻碍着进步。放眼董事会，奥斯汀发现自己被一群出生在19世纪的老人控制着。罗伯特、约翰·西布利、吉姆·法利和布拉德利的女婿阿伯特·特纳都是年过八十的老人。奥斯汀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公司，其董事会却是一群老古董。有一次，奥斯汀直接提出了让罗伯特辞职的要求，但罗伯特以强硬的口气说：“我不会辞职的。”

奥斯汀需要找到代替邓肯的人选，他选择了性格温和、为人低调的老员工卢西恩·史密斯。卢西恩·史密斯从1940年开始就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多年来始终处于公司中层，管理新英格兰地区的装瓶厂。最终，史密斯被晋升为公司新成立的国内销售部门的主管，他的职业生涯看起来就要止步于此了。奥斯汀认为卢西恩·史密斯是临时总裁的理想人选：他没有敌人，也没有野心，他已经55岁，只比奥斯汀年轻3岁，不会构成威胁。

罗伯特同意将史密斯任命为临时总裁，梅街恢复了平静，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可口可乐公司始终致力于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外界形象，无论公司内部的斗争多么激烈。1974年，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名为“美国，向上看”的广告，旨在以爱国精神提振国民的情绪。这些新广告成效显著，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鼓励人们从“大萧条”中振作起来的“回归正常”系列广告。新广告确立了可口可乐对于塑造美国国家精神的重要作用，这对一个软饮料生产商而言是至高的荣耀。

但公司高层的斗争并没有因此缓和。罗伯特和奥斯汀总是在史密斯的问题上争吵，尽管（也可能是因为）罗伯特尽力与奥斯汀和史密斯和平相处。

在菲尔·艾森伯格的问题上，罗伯特和奥斯汀的冲突更加激烈。作为首席财务官，艾森伯格直接向罗伯特和财务委员会报告，绕过了奥斯汀。而且，艾森伯格和罗伯特一样对公司的财务问题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在困难时期公司的账户上应当保证有至少一亿美金的应急资金。开会时，艾森伯格就坐在罗伯特旁边，对奥斯汀的提议总是提出反对意见。奥斯汀自然要寻找机会将艾森伯格逐出公司，1974年，他认为机会来了。

艾森伯格向外界透露了罗伯特对华尔街的分析师和商业媒体的厌恶。罗伯特始终对这些人抱有成见，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口可乐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时，这种偏见变成了憎恶。通货膨胀导致原料价格上涨，严重影响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收入，投资者开始紧急抛售可口可乐公司的普通股，导致公司市值大幅度下跌，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最快的一次下跌。

随着公司股价的暴跌，艾森伯格越来越愤怒。他每天都会接到华尔街的专家打来的电话，这些专家都在问为什么可口可乐公司的表现如此糟糕。最后艾森伯格大发雷霆，他发表正式声明，宣布暂停与所有证券分析师的直接接触，何时恢复接触另行通知。一位分析师指出，这个声明发布的时机太糟糕了，因为公众对公司的信任正处于低谷。对此，艾森伯格以拒绝和商业媒体直接接触作为回应。

奥斯汀认为，这一次艾森伯格已经错得太离谱。1975年3月，艾森伯格即将迎来65岁生日。奥斯汀发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提议艾森伯格退休，而且要求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取消财务执行副总裁向财务委员会主席伍罗伯特报告的制度，新设出纳主管和总会计师，两人都向首席执行官奥斯汀报告。奥斯汀甚至给出了出纳主管的人选——查尔斯·洛德，并明确指出洛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翻艾森伯格的政策，恢复与华尔街的联系。

虽然仅仅是诉诸语言，但奥斯汀的举动已经接近一次政变了，在可口可乐公司，上一次类似的行动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山姆·多布斯试图从罗伯特的父亲手中夺取公司的控制权。两次政变的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罗伯特保留了艾森伯格的职务，并且让他继续向财务委员会报告。奥斯汀的计划流产了。

梅街的气氛变得非常压抑，奥斯汀经常乘坐公司的飞机去遥远的地方。他像罗伯特一样拿下了许多国际业务，他爱上了飞行的感觉，认为那是一种穿过漆黑的夜到很远地方的感觉。

奥斯汀对于社会发展趋势有很强的预见能力，除此之外，他一直坚信海外市场的重要性，这是他经营可口可乐公司的另一个优势。在奥斯汀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可口可乐公司的出口销售额追上并超过了国内销售额，这是奥斯汀努力促成的结果。在奥斯汀的任期内，可口可乐公司在德国、日本、巴西和南非都有相当大的发展，而在印度，据《纽约时报》报道，可口可乐“迅速”成为全国性饮料。

奥斯汀开始自然而然地取代罗伯特，成为公司的最高决策者。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这既标志着白宫中的政党变动，同时也带来了软饮料行业的巨大变动。罗伯特不能再随意出入总统办公室了。

奥斯汀的政治之路，始于1970年乔治亚州的州长竞选。由于任期的限制，现任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不得不离任，竞争在前任州长卡尔·桑德斯和政坛新星吉米·卡特之间展开。卡特知道罗伯特和桑德斯有交情，因此派他的高级顾问传话，称他将去种植园拜访罗伯特并争取可口可乐公司的支持。罗伯特回复说建议双方在亚特兰大会面，而不是在种植园，卡特马上明白罗伯特是在拒绝他。

罗伯特给桑德斯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但卡特最终赢得了竞选。随后，罗伯特派奥斯汀去和州政府搞好关系。奥斯汀很乐意接受这项工作，他和新任州长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为他提供了一系列资源，特别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公务飞机和国际贸易网络。1974年秋天，卡特开始准备竞选总统，但看起来希望渺茫，他将自己与可口可乐公司直接联系在一起。

奥斯汀支持卡特参选，他甚至给IBM公司董事长弗兰克·卡里等几位商界巨头写信，力劝他们支持卡特竞选，因为卡特是“一个注定会成为伟大的总统的人”。

在随后的几年里，为了撇清与党派政治的关系，可口可乐公司一直试图淡化奥斯汀与卡特的联系，宣称奥斯汀只是出于礼节而对家乡的政治家表示支持。但事实是，奥斯汀对卡特的竞选活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卡特最终获胜了，奥斯汀赌赢了，他的朋友成了美国总统。奥斯汀给罗伯特发了一份备忘录，为他的政治活动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而道歉。当然，他完完全全地乐在其中。

《新闻周刊》在文章标题中称奥斯汀为“卡特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密友”，并说他是总统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可口可乐公司在139个国家开展业务，其首席执行官的地位相当于国务部长。

此时，罗伯特发现自己已经黯然失色了。1970年，亚特兰大市长伊万·艾伦退休了，罗伯特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也宣告结束。他和卡特手下的新任州长乔治·巴斯比并不熟识。

罗伯特不能继续参与政治，但仍在慈善事业中忙碌着。1971年，罗伯特向艾伦的继任者山姆·马塞尔提出，他将投资990万美元，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造一座占地两英亩的公园。《亚特兰大宪法报》在报道此事时遵循罗伯特的一贯要求，彻底隐藏了他在这场交易中的角色，将他说成“匿名捐赠者”。

但这一次罗伯特被激怒了。早些年市长哈茨菲尔德曾经说过，罗伯特的慈善家身份是“公开的秘密”。每个市民都知道罗伯特的善举，每当报纸上出现有关匿名捐赠的报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出自罗伯特之手。

但现在罗伯特最渴望的是公众的赞誉，这种强烈的渴望使他放弃了一直以来对匿名捐赠的坚持。1974年，他同意接受亚特兰大市的最高荣誉奖——“杰出人物奖”。在颁奖典礼上，他以个人名义现身，拿着手杖，抓着他的贴身男仆的手臂，摇摇晃晃地上台领奖。罗伯特被授予了一枚荣誉徽章，上面写着“商业天才，总统的顾问，人道主义者，教育、医学和艺术的赞助人”。六年前罗伯特要求亚特兰大的新闻媒体不让他的名字再出现在报纸上，现在他同意将“罗伯特就是亚特兰大市的匿名捐赠者”作为报纸头版新闻的标题。

罗伯特的事迹在曝光后引发了广泛的赞誉，这对伍德拉夫来说是种享受。罗伯特对荣誉的渴望不仅仅意味着他对死亡的接受或对自身历史地位的关注。罗伯特处在权力中心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还想保持这样的地位。他渴望自己的活力和重要性得到外界肯定，他真正的恐惧是无意义地活着。

罗伯特厌恶衰老。他讨厌身体的衰弱，讨厌听力的持续下降。他的视力也越来越差，他抱怨自己快变成瞎子了。他变得反复无常，多数时间脾气很差。

萨姆·马塞尔卸任之后，亚特兰大的第一位黑人市长梅纳德·杰克逊上任。政府与企业界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你已经无法‘再回到’权力中心了。”为罗伯特忠心耿耿地工作了40年的秘书琼斯这样告诫他。如今亚特兰大的商界领袖都是罗伯特的儿子和孙子辈的人，而新一代的政界人士罗伯特甚至都不认识。琼斯认为，重回商界和政界对罗伯特来说是一种负担，而且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负担。

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罗伯特做了体面的告别。在大多数商界人士拒绝与杰克逊市长进行任何接触的时候，罗伯特在一个会议中与杰克逊市长握了手，让摄影记者拍了照。

一年多以后，《华尔街日报》推出了一个“亚特兰大最有权势的十个人”的排行榜，保罗·奥斯汀上榜了，罗伯特被排除在外。

奥斯汀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但他一心维持权力，所以他否认自己的身体有问题，拒绝向医生寻求帮助。同事们大多认为他只是工作压力太大、喝了太多酒。没有人知道奥斯汀患上了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这两种危险的疾病，病情正在急剧恶化。

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状况似乎也随着奥斯汀健康状况而每况愈下。1975年4月，可口可乐公司仍未摆脱一年前股价暴跌的影响，此时百事可乐又在达拉斯推出了“百事挑战”。眼下百事可乐仅有6%的市场份额，该公司在极度绝望中试图用这个不同寻常的方法扭转颓势。他们在城市中随机选择了几十个声称是“可口可乐消费者”的人，让这些人从标着“Q”和“M”的两杯汽水中选出哪一杯更好喝，并由隐藏的摄像机记录下整个过程。超过一半的参与者选择了标有“M”的汽水，而出人意料的是那是百事可乐。这个测试很快被制作成广告，在当地电视台播出。广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对此，可口可乐公司的反应缺乏理性。过去30年来可口可乐公司总是有意忽略竞争，而这一次公司发表了一系列令人不明所以的声明，质疑“百事挑战”结果的准确性。百事可乐公司马上予以反击，用字母“L”和“S”重新进行了测试，结果依然是人们更偏爱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以一组漫画回应，漫画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字母“L”。

这场挑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年，蔓延到11个城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百事可乐的销量得以提升，而可口可乐的装瓶商陷入极度恐慌中。“可乐大战”一词开始流行起来，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标榜快乐与和平的行业会陷入互相攻击和强行推销的境地。《时代周刊》称这是一次“味蕾大混战”，是“彻底的疯狂”。《广告时代》的编辑兰斯·科伦公开呼吁双方“停战”，他说这些举动是“恶意、愚蠢且没有任何意义的”。

“百事挑战”带来的长期结果是很难衡量的，因为与此同时，两家公司也在运用价格战等其他市场竞争策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销售数据。大多数人认为，可口可乐几乎没有受到真正的影响。可口可乐的国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而百事可乐却在慢慢吞并规模较小的、不知名的可乐品牌，因此市场份额得到了一定的增长。但是，就心理层面而言，百事可乐对可口可乐公司的尊严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可口可乐公司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应对挑战，最终于1976年末宣布将停止挑战。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又一次陷入了与装瓶商的战争，其艰难程度不亚于1920年欧内斯特·伍德拉夫发动的战争，而原料的价格再一次在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根据20世纪20年代双方在法庭上达成的永久协议，装瓶商需要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固定的费用以购买公司生产的糖浆。其中糖的价格会根据市场价略有浮动，但其他原料的价格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保持不变。至少从理论上而言，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成本会越来越高，迟早有一天可口可乐公司将不得不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向装瓶商出售糖浆。

大多数装瓶商也不愿意逼迫他们的总公司破产，并同意修改合同。1971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及其他六家软饮料公司提起反垄断投诉，指控他们给装瓶商颁发特许经营权的行为实际上是地方垄断，导致了产品价格的提升。

当可口可乐公司与装瓶商并肩作战对抗联邦贸易委员会时，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认为装瓶商们害怕失去特许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容易让步。

卢克·史密斯被委派去修改合同，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决心让同事们感到惊讶。他穿梭于全国各地，召开装瓶商会议，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由于通货膨胀影响，原料成本大幅上升，可口可乐公司不可能继续以原定的价格销售糖浆了。

大多数装瓶商都信任史密斯，同意修改合同，虽然这些合同是他们家族的几代人像传家宝一样传下来的。当然史密斯最终还是遇到了阻力。纽约装瓶公司董事长查尔斯·米勒德联合了其他几家大型装瓶商，抵制可口可乐公司的“自由定价”，要求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价。最具影响力的老牌装瓶商们联合施压，让史密斯的计划处于失败的危险之中。很快，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关系陷入僵局。

双方的问题从细节上的分歧迅速上升为整个公司的危机，此时史密斯迫切需要公司上层的指令，以便明确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但没有人向他发出这样的指令。

1978年春天，罗伯特和奥斯汀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两人都没有完全掌控可口可乐公司的能力，但谁也不肯放弃。(www.xing528.com)

88岁的罗伯特在董事会中依然拥有“保守派”的支持，他们驳回了奥斯汀的任命新董事的提议。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罗伯特安排他的私人医生赫恩登进入董事会，而拒绝了几个外部成员的提名，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和秀兰·邓波儿·布莱克。

然而，奥斯汀仍然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管理着公司的日常事务。后来他终于促成了菲尔·艾森伯格的退休，打开了财务委员会的通道，以便顺利推行他的一些计划。在奥斯汀的建议下，公司开始涉足葡萄酒市场，收购了一家塑料袋公司，并计划建立几家独立的可口可乐装瓶厂。

就外界所知，奥斯汀的健康状况很好。当然，公司内部人员都可以看出奥斯汀的表现不正常，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朋友们猜测，他的问题在于酗酒。

奥斯汀已经63岁了，到1980年2月14日他年满65岁的时候，他就该退休了。令所有人震惊的是，罗伯特突然要求董事会将奥斯汀的任期延长一年。但是一年之后他会继续留在可口可乐公司吗？如果不会，他能选出继任者吗？

不只是卢克·史密斯想知道答案。公司里六位雄心勃勃的高管已经开始想策略、表忠心，评估自己成为公司最高领导人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愿望，也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迫切需要。

华尔街的观察人士察觉到了这个变化，并试图介入其中，他们将宝都押在了唐·基奥的身上。基奥在邓肯公司被收购时加入可口可乐公司，现在担任副总裁，负责公司在整个西半球的经营。基奥拥有可以匹敌哈里森·琼斯的演讲天赋，而且他只有51岁，还足够年轻，可以掌管公司十年。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要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因素始终是迎合罗伯特的需要。自比尔·霍布斯被任命为总裁以来，罗伯特喜欢被人奉承的弱点已经人人皆知，罗伯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装瓶商的问题上，罗伯特捍卫可口可乐公司利益的决心超越了一切。在他的影响下，史密斯以极其强硬的姿态与装瓶商谈判，并拒绝了米勒德提出的参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方案。双方的谈判最终破裂，修改合同的计划陷入僵局。

大失所望的米勒德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基奥身上，毕竟基奥看起来不会那么固执。基奥认为让糖浆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可以充分保护公司的利益，他对装瓶商做出了让步，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基奥背着史密斯，直接将此协议提交给了奥斯汀，奥斯汀批准了，罗伯特和董事会其他成员也表示同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部分装瓶商都签署了新的合同。

史密斯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指责奥斯汀中途改变游戏规则。他不再和奥斯汀讲话，这使得原本尴尬的局面变得更加紧张。纠纷的解决本应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宁静，但事实正相反，它像尖锐的噪音引发雪崩一样，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对公司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

奥斯汀的病情开始加速恶化，他的判断力也在下降。两年前他将自己的心腹查理·洛德任命为首席财务官，但现在他对洛德感到不满，他告诉罗伯特，他计划在洛德之上再任命一位执行副总裁，负责公司财务。

媒体开始猜测奥斯汀的任期。事实上，奥斯汀心中已经有一个继任者的人选了。20年前奥斯汀被派任约翰内斯堡工作，在那里他聘请了一位名为伊恩·威尔逊的南非人担任总会计师，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威尔逊雄心勃勃、作风强硬，拥有很强的管理能力。他接管了可口可乐公司在加拿大的业务，使当地分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后来他被派回公司总部担任执行副总裁，同时接手了远东地区的业务。

威尔逊知道逢迎罗伯特对于自己晋升之路的重要性，而罗伯特似乎也很喜欢威尔逊，他不时地邀请威尔逊到自己家中共进午餐。但罗伯特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让威尔逊成为公司下一任领导人的迹象来。当奥斯汀提出让威尔逊和另一位高管加入公司董事会时，罗伯特拒绝了。卢克·史密斯仍然是继任者的第一候选人，他很有可能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面对重重阻碍，奥斯汀知道要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需要更多时间，于是他开始考虑无限期地延迟退休。

1979年7月，罗伯特昏迷了一次，后来又染上了肺炎。他住进了埃默里医院，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认为他出不了院了。“每个人都以为他要死了。”罗伯特的私人护士伊迪丝·霍尼克特回忆道。

而在梅街，奥斯汀解雇了卢克·史密斯。

史密斯因为和装瓶商的谈判而身心俱疲，于1979年8月开始为期两周的假期。就在他准备返回公司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在他本应回来工作的那天，奥斯汀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史密斯因为“个人原因”将提前退休，并立即辞去总裁职位。史密斯孤立无援，只能被迫接受裁定。

罗伯特没有死，他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出院后他回到了艾彻威，在那里休养身体。他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但重点是他还活着。

将对手史密斯逐出公司后，奥斯汀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1979年11月，在公司定期举行的董事会会议上，奥斯汀提议任命六位副董事长，六人都直接向他报告，而其中一位将成为他的继任者。罗伯特当时也在场，但因为疾病他的神智还不太清醒。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通过了奥斯汀的提议。

从华尔街到商业媒体再到可口可乐公司内部，人们都在关心事件的进展。六位主要竞争者依次是：基奥、威尔逊、艾尔·基林、克劳斯·哈雷、罗伯托·古兹维塔和艾拉艾克·赫伯特。其中只有基奥在公司外也有知名度，媒体认为基奥是最有可能获胜的人选。少数内部人士认为奥斯汀与威尔逊有私交，将赌注押在了威尔逊身上，而其他竞争者则被认为希望渺茫。

六位竞争者中最不起眼的是古兹维塔，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古巴人，1954年在哈瓦那以化学工程师的身份加入可口可乐公司。1961年他来到美国，在技术岗位上一路晋升，最终成为执行副总裁，负责管理公司的法律、行政和科研部门。

《华尔街日报》认为古兹维塔几乎不可能胜出，因为他“没有掌管过公司的任何一款产品”。事实上，古兹维塔没有任何市场营销经验，没有参与过任何广告活动，也没有向装瓶商发表过激励人心的演讲。他没有做过任何与销售有关的工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兹维塔是所有竞争者中唯一一个知道可口可乐秘密配方的人。董事会规定，只允许公司两位最顶尖的化学家接触所谓的“战略信息”，古兹维塔在1974年成为其中之一，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近罗伯特。每次获得晋升，他都会衷心地向罗伯特道谢，他知道是这位老人在支持他。

和公司中其他有野心的人一样，古兹维塔和罗伯特关系密切。他认为罗伯特在许多方面都值得他认真学习。例如，罗伯特给下属布置任务的巧妙方式令他深感佩服。在给下属安排工作时，罗伯特从不设定最后期限，而是询问下属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在多数情况下，下属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自己的工作积极性，都会“上钩”，自愿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任务。

当一些高管把拜访罗伯特看作是一项“任务”的时候，古兹维塔却非常期待与罗伯特会面。他每两天去拜访罗伯特一次，与他交谈半小时，倾听他的想法和回忆。

罗伯特在谈话中总是反复说着他最爱的一句格言——“世界属于那些不满的人”，这是他最主要的谈话内容。一些人认罗伯特已经老糊涂了，只有古兹维塔等少数人意识到，罗伯特潜意识里最关心的始终是公司的利益，这一点从未改变。

1980年年初，罗伯特为卢克·史密斯被解雇的事而苦恼，这件事让他想起查尔斯·邓肯下台的经历。公司长期的财务困难，特别是现金储备的持续缩减，始终困扰着他。

在1974年的财务委员会会议上，奥斯汀宣布要修建一座26层高的大楼——可口可乐摩天大楼，以适应公司人员规模的迅速扩大。奥斯汀预计，这座新大楼至少能满足公司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需求。

当时罗伯特批准了奥斯汀的计划，还开玩笑说20年后的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现在大楼已经快要建成，罗伯特就要从他熟悉的梅街四楼搬到新的住处了。

乔·琼斯将负责修建大楼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召集到一起，反复叮嘱他们要精确地复制罗伯特的办公室、餐厅和会议室，每一个细节都要完全一致，否则罗伯特就会变得困惑不安。奥斯汀的一位下属说，完全复制罗伯特的房间是不可能的，因为大楼形状的变化总是会导致房间的一些细微变化，房间的布局肯定会有所改变。琼斯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设计团队必须事先将图纸交给他，以便他帮助罗伯特提前适应新环境，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是设计团队并没有按照琼斯的要求去做。

大楼建成之后，奥斯汀安排他的妻子珍负责装修。一天早上，珍给琼斯打电话询问新会议室家具的问题时，琼斯透露了罗伯特的不满。琼斯警告说，罗伯特从来没有参观过这座新建筑，也没有看过平面图，他只希望保持他过去25年来的生活环境。

1980年3月3日，罗伯特搬进了位于大厦顶层的新房间。这个房间有三层高，拥有带天窗的中庭，墙上挂着艺术品，在办公室可以俯瞰亚特兰大的全景以及周边的森林。但是罗伯特并不在意艺术品和漂亮的景观，他在房间里徘徊，像一个侦探在勘查犯罪现场。他抱怨办公室和餐厅的光线太暗了，厨房太小了而且位置不对，餐厅也太小了，他最喜欢的狗的画像上的灯光应该再亮点儿。

随后，罗伯特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开始试用他的新马桶。为了方便他使用，新马桶比之前的低了几英寸，这令罗伯特大为恼火。

乔·琼斯详细地记录了罗伯特的所有意见，并立即转告给奥斯汀的妻子和她的设计顾问约翰·查洛。他们回应说会在几天内安装新的照明设备，但由于大楼尺寸的限制，他们无法改变房间的大小。至于调低马桶的高度，是为了适应现代管道技术和联邦卫生条例的要求。查洛说，他会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并找机会和奥斯汀讨论，但是要找到解决办法恐怕很难。

查洛的回答完全是合理的，但这绝不是罗伯特想听到的答案。他拿起电话，打给了古兹维塔。古兹维塔认真听取了伍德拉夫的要求之后，当天上午就派了一位木匠和一位管道工来到罗伯特的房间，将马桶抬高到和旧款相同的高度，终于使罗伯特的情绪恢复平静。有人将古兹维塔的举动比喻为修复罗伯特的“宝座”，并指出古兹维塔由此离接管公司更近了一步，这种说法可以说非常准确。

奥斯汀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变得非常健忘。在搬去新大楼之后，他甚至比罗伯特更容易迷失方向。

奥斯汀的妻子试图保护他。她开始每天待在公司，在奥斯汀的办公室外工作。新大楼是奥斯汀权力的标志，几乎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这是一座以花岗岩为主材料的大楼，顶端刻着可口可乐公司举世闻名的商标，商标被红色的灯照亮，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奥斯汀的妻子很有艺术眼光，她将大楼室内设计得与众不同，她派人做了一套四季挂毯挂在大厅，在会议室挂了两幅海景图，在墙上挂满了从一个纽约商人那里买来的俄罗斯、摩洛哥和南美的油画。她在整个室内装修工程中共花费了600万美元，并且使每一个房间都带有她的个人风格。她把这座大楼变成一个标志，当然也意味着，它同时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由于奥斯汀太太开始以公司所有者的姿态管理这座大楼，并推出了一系列新规定，甚至有传言称她试图掌管整个公司，这对奥斯汀开始不利。罗伯特的马桶问题刚刚解决，他的司机就被赶走了，而且被告知不能在公司大楼门口停车，这是奥斯汀太太的命令。公司高管查尔斯·亚当斯因为不能忍受奥斯汀太太的干扰而愤怒地辞职了。

一位老员工对公司中沉闷的气氛和消沉的士气感到不安，便以“小人物”的名义写了一封言辞尖锐的信，向奥斯汀反映情况，并寄给罗伯特一份复印件。收到信后，罗伯特亲自下达命令：从即刻起，奥斯汀太太禁止进入公司大楼。

对于罗伯特和奥斯汀的关系而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出现了。奥斯汀提出发行1亿美元的债券，用来支付建设大楼所花费的1亿2千万美元的费用。过去60年来，罗伯特一直得意于公司稳定的现金流。但如今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而且为了不必要的、对可口可乐公司而言毫无益处的奢侈品去借钱，这是罗伯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他对奥斯汀说：“你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1980年2月14日，奥斯汀迎来了65岁的生日，他作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额外的一年任期开始了。罗伯特认为选择继任者的事不能再推迟了，他让奥斯汀从六位副董事长中推荐一位做总裁，这个位置自卢克·史密斯离开后就一直空着。

奥斯汀推荐的是伊恩·威尔逊，这在公司内引发了一场危机。公司里许多人与威尔逊不和，其中有些人是不满于他的疾言厉色，有些人则是担心他上台后奥斯汀仍然会继续控制整个公司。

奥斯汀相信罗伯特会接受他的选择，他和妻子为威尔逊举行了庆祝晚宴，之后威尔逊就离开了亚特兰大，前往远东。威尔逊暗示当地分公司的主管们，他们可以跟随他，走到更高的位置。在威尔逊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乔·琼斯等人在努力说服罗伯特另选他人。

就在上一年的冬天，罗伯特曾在艾彻威款待过威尔逊，当时罗伯特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他。但是现在，罗伯特从不同的人那里听到了对威尔逊的激烈反对，其中包括赫恩登医生和董事会其他成员。因此，罗伯特对威尔逊的热情消退了，他把奥斯汀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不能选择威尔逊。

要是奥斯汀的健康状况好一点的话，他可能会和罗伯特对抗，但事实是罗伯特仍然控制着董事会。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汀在做了14年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和10年董事长之后，还是只能命令董事会中的三四个董事按他的意愿投票，而其余的董事仍由罗伯特控制。

罗伯特在和他的心腹讨论之后，决定让古兹维塔代替威尔逊出任总裁，并指示奥斯汀召开董事会特别会议，正式宣布这一决定。1980年5月30日下午，公司董事会成员聚集在新会议室的时候，一些外部董事感到十分困惑，没有人告诉他们继任者之战已经结束了。奥斯汀提议任命古兹维塔为公司总裁，罗伯特表示赞同。会议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没有争论和异议。会议结束后，古兹维塔走进来与大家握手。

刚刚结束亚洲之旅回到亚特兰大的威尔逊，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一头雾水。他去拜访罗伯特，罗伯特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但含糊其辞，对于那场反对他的运动只字未提。

《华尔街日报》把古兹维塔的升职概括为“一场令人困惑的管理层洗牌”，这句话准确地反映出在可口可乐公司内部、装瓶商、金融媒体、投资界和公众之中普遍存在的疑惑。

古兹维塔出生于国外，这一点令公司里的一些人不能接受。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装瓶商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用美国人的方式为美国人制造产品。”他写信给罗伯特，要求重新任命基奥为公司总裁。其他人则质疑古兹维塔的市场营销能力。当然，质疑者们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可口可乐公司早已不再是一家“美国”公司，公司70%的收入来自海外销售。

当古兹维塔被任命为总裁时，可口可乐的股票价格下降了一半。亚特兰大的股东们焦急地等待着股息的提高以及股票价格的上涨。可口可乐普通股过度集中的问题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担忧。

古兹维塔告诫记者不要误以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他说自己的使命是战略性的，包括应对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外汇变动，协调与装瓶商的关系，开发新的、经济效益高的产品线，最重要的是提升公司在股市中的表现。

古兹维塔发现，一些媒体将他说成是罗伯特和奥斯汀相互斗争之后的妥协之选，这令他非常愤怒。他说：“我之所以取得今天的职位，凭借的是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依附于别人。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今后我也将继续做一个独立的人。”不过，他暂时还不能独立地掌管公司。

当罗伯特第一次提出让卢克·史密斯担任董事长时，其他董事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罗伯特是认真的。他希望古兹维塔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但董事长应该另有其人。过去罗伯特曾经任命一些退休人员——伯克·尼科尔森、比尔·罗宾逊、李·塔利等人——做名义上的董事长，这些人负责主持董事会会议，但不会对公司事务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现在，罗伯特提议恢复这种做法，因为他可以借此保持财务委员会的影响力，进而继续掌控公司的重大决策。

1980年7月19日，卢克·史密斯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61岁，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罗伯特灰心丧气，他别无选择，只能默许让古兹维塔兼任董事长。出于礼节，董事会允许奥斯汀将董事长的头衔保留到任期结束，但他的职业生涯是真的结束了。可口可乐公司明确宣布了古兹维塔就职的消息，他成为了公司的新一任领导者。

现在古兹维塔可以独立掌管公司，不受他人控制了。在没有告知罗伯特的情况下，董事会批准古兹维塔加入财务委员会。这一举动令罗伯特不满，他抱怨扩大财务委员会的行为“违背了他的设想”，但是董事会拒绝撤销决定。

与此同时，古兹维塔开始采取行动以巩固他的权威。在新一轮的采访中，古兹维塔开始用更强有力的语气讲话。他说自己“不仅仅是经营可口可乐公司，还要重新定义这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