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春天，艾尔·斯蒂尔开始在一些公路“联谊会”上推销百事可乐，试图吸引高端消费人群。
装瓶商们并不相信这一点。面对销售放缓的局面，他们甚至怀疑这种自视甚高的派头是否还有吸引力。毕竟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只是很小的一个消费群体，也只有极少数美国人才会真的像百事可乐最新广告中的模特一样，戴着高顶大礼帽。
斯蒂尔从旧金山一路向东，途经丹佛、达拉斯、芝加哥、哥伦比亚、奥尔巴尼和夏洛特。在这期间，他每天晚上都会举行精心准备的宣传演出，并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说，以打消装瓶商的疑虑。斯蒂尔的妻子琼·克劳馥和他同行。他们每到一处便举办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大批记者。
他们的最后一站是华盛顿。斯蒂尔在那里发表了两次演讲，还参观了美国国会山。录制完第十一个电视台采访节目之后，他们乘坐公司的飞机飞回了纽约。第二天晚上，他跟妻子说自己很累，于是早早地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发现他倒在地上，死于心脏病发作，年仅57岁。
百事可乐公司的董事会选择了一位为人低调的律师赫伯特·巴尼特接替斯蒂尔。巴尼特之所以受到重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努力地降低成本，并极力阻止斯蒂尔的冲动性投资。巴尼特对于华而不实的广告宣传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终止与目前的广告代理商的合作，并且不再参与公路“联谊会”。装瓶商们终于松了口气。
但巴尼特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并没有什么想法。在斯蒂尔的努力下，百事可乐已拥有了与可口可乐相抗衡的实力，占据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可乐市场，并且有望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争取。
1960年2月，斯蒂尔去世9个月之后，百事可乐公司在帕克街建立了新的总部，《美国软饮料杂志》认为这座现代化建筑“象征着百事可乐在过去十年的崛起中所体现的前卫思想和行动”。实际上，它更像是斯蒂尔的纪念碑，是百事可乐公司在面对未来毫无头绪时，向斯蒂尔的成就所做出的致敬。
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它们面对的是由顾客主导的现代商业环境。过去一直是公司告诉顾客们该购买什么产品，现在公司必须倾听顾客的需求。
自动售货机的普及为公司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一方面，人们享受购买可乐的便利，装瓶商也从中收益颇丰。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想要其他口味的饮料，比如根汁汽水、橘子汁、柠檬汁、姜汁汽水和葡萄汁。装瓶商要求总公司开发一些新产品，有些装瓶商甚至开始销售自己的产品。
为了夺回主动权，可口可乐公司打破了过去75年的传统，推出了一款新产品“雪碧”，尽管罗伯特质疑它“太甜了，不够烈，而且余味可能不太好”。除此之外，公司还推出了一个流行口味的系列，将其命名为“芬达”（“二战”时由马克斯·基思发明）。与此同时，公司开始尝试生产罐装可乐。
罗伯特在20世纪50年代里坚决反对的所有想法，在60年代早期都变成了现实，而且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百事可乐遵循同样的市场需求，推出了一款名为“蒂姆”的柠檬饮料，还有一系列新口味的饮料，名为“帕蒂奥”。两家公司一度像盟友一样，抛开了对彼此的偏见，共同努力探索公众的喜好。
1958年，无糖饮料的销售额在全国软饮料的总销售额中占比不到百分之一。但仅仅四年后，一份民意调查显示，28%的美国民众在关注着自己的体重。此时，皇冠公司推出的“无糖莱特可乐”迅速打入市场。可口可乐公司在加紧研制无糖可乐，百事可乐也紧随其后，在一些城市试销他们的无糖可乐。
在广告的问题上，两家公司都陷入了困境。百事可乐新的广告代理商——天联广告公司在努力探索新的广告主题，他们提出了新的广告语——“和百事可乐一起放松”，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可口可乐的高管们对麦肯广告公司的业绩同样不太满意，塔利对公司的广告进行了“重新评估”，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广告已经失去了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塔利在一份公开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为了迎合所有人的需要，我们正在失去自我。”
天联广告公司首先取得了突破。公司总裁查理·布劳尔耗时四个月、花费大量资金进行了市场调研，并从中了解到，美国社会正处于“婴儿潮”的影响之下。
据人口普查显示，在战后的1952年，美国有149.4万人死去，同时有384.4万新生儿诞生，二者比例超过1：2.5。10年后，这些孩子进入五年级。和可口可乐一样，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体涌入软饮料市场时，百事可乐广告的主要受众仍然是成年人。
“这就是百事，它属于年轻的心。”这句话成为天联广告公司的新广告语，并且迅速扭转了局面。他们在公司内部会议上将可口可乐称为“守旧派”、“愚昧的”竞争者，重新挑起了两个公司间的战争，这也标志着延续至今的现代竞争的到来。天联广告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解释说：“关键是把可口可乐描述成‘跟不上时代脚步的老旧一代的饮品’，而百事可乐则是他们的孩子们的最爱。”
如果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代际战争仅仅取决于哪个公司更时尚、更符合30岁以下的年轻美国人的口味，那么可口可乐公司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请来的电视广告代言人似乎都有点过时，跟不上当下的流行趋势。
对于可口可乐公司而言幸运的是，请名人代言并非唯一的宣传手段。可口可乐装瓶商深知开拓青少年市场的重要性，他们赞助了一个名为“Hi－Fi俱乐部”的广播节目，每周播放来自全国各个高中的“潮流趋势”，超过100万的青少年加入了该俱乐部，公司甚至将年龄更小的孩子也纳入营销范围，并赞助了“米老鼠俱乐部”。正如亚特兰大装瓶商蒙特马利所说，可口可乐在等待孩子们长大。公司上下都认同这个想法。
1963年的“世博会”在纽约举办，可口可乐公司认为这次展会具有世界意义，便大力赞助。罗伯特罕见地在开幕式上公开露面，陪同他的是获得当年少年组“美国小姐”称号的黛安·索耶，当时她的手上拿着一瓶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在展会上一共花费了500万美元，其中包括安装世界上最大的钟琴。这是一个装有3600瓦特的扬声器的庞然大物，被安装在一座120英尺高的塔上，每隔15分钟就播放人们熟悉的可口可乐广告主题曲，在15英里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到。在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们看来，这不仅是在宣传公司的产品，更是在塑造公司的形象，使其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深入人心。
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在60年代初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百事可乐的广告有年龄歧视之嫌，引起了年长的消费者的反感，他们对于“喝可口可乐的人都是老古董”的暗示心怀不满。另一方面，不仅消费者人数增加了，而且软饮料的人均消费量也明显上升，从1954年的174份增长到了1963年的227份，带来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可口可乐广告代言人的受欢迎程度也终于有所提高。
然而，可口可乐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进入了一个由少数重点产品主导的平稳发展期，这些产品在某些方面定义了什么是美国人。
当然，可口可乐的偶像地位早已确立，但这位“偶像”必须不断适应美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展望未来十年，挑战将是空前的。除了口味的变化，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不管是否情愿，可口可乐与政治的联系都是必须承认的，而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
1966年，当研究人员登上东方号深海潜艇，在距离查尔斯顿几百英里的大洋深处进行搜索时，在19200英尺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可口可乐瓶。新闻媒体对这一发现无不表示惊讶，只有生态学家为此感到担忧。
许多政治人物都热衷于可口可乐，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当他在任期的最后一年访问新德里时，他摆了一个用吸管喝可乐的造型，让摄影师们拍照。罗伯特给白宫写了一封感谢信，并温和地提醒说：“可口可乐公司并不主张用那种方式展示产品。”伍德拉夫觉得用吸管会影响可乐的口感，还暗示那个瓶子有可能不干净。
在一封标记为“个人最高机密”的信件中，艾森豪威尔很幽默地反驳说：“你没有理解我的用意。如果我拿起一瓶可乐大口饮用，这个过程只能维持几秒。但有了吸管，我能边喝边跟人聊很久，也能走很远，这样我就能吸引更多的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用别的方法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尼克松在准备总统竞选时会见了罗伯特，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两人的会面进行得并不顺利。罗伯特私底下认为尼克松缺少幽默感。“他们从来没有和睦地相处过，”乔·琼斯回忆说，“对此最好的解释是，尼克松和罗伯特不是一类人。”
在初选季，罗伯特支持林登·约翰逊。同时，为了对冲赌注，罗伯特仍然恭敬有礼地对待尼克松，甚至帮他在乔治亚州举办了几次募捐活动，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选举失败后，尼克松通过一位中间人，试图在可口可乐公司谋一份职。公司总裁李·塔利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此事，所有参会者都说：“我们的公司不需要这样的家伙。”拒绝聘用尼克松的决定被转达给罗伯特，他欣然同意。
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治决定像这个一样影响重大。公司在过去近80年里一直试图避免被贴上某个党派的标签，但一夜之间局面就改变了。尼克松成了与百事可乐合作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自此，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之间的斗争变成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斗争。
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大多数食物和饮料标明其成分，可口可乐公司对此强烈反对。问题不在于保护秘方，因为“商品7号”不受此限制，而在于公司需要标明是否在可口可乐中添加了咖啡因以及其他有争议的添加剂，而公司当然不愿意这么做。
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努力下，国会同意在软饮料行业暂缓实施这项法律，并将其推迟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行动最终在消费者群体中引起了骚动，食品药品管理局宣布要开始执行这项法律。可口可乐公司认为这是一次全面的危机，因此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抵制运动。
本·奥勒特领导了这场抵制运动。奥勒特首先提出，公司可以按照法律的要求，这样标示可口可乐的成分：“本品包含可口可乐糖浆和碳酸水。”奥勒特解释说，可口可乐唯一的成分就是可口可乐糖浆，但食品药品管理局对此并不买账。
接着，奥勒特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声称可口可乐的成分中99.5%都是糖和水，剩下的成分含量小得不足以公开。他又补充说，人们如果不知道可口可乐中包含什么成分，只能说明他们对此并不在乎。除此之外，可口可乐与其他可乐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添加剂，所以这些添加剂无论如何都不应被曝光。然而这些说法并没有被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可。
最后，奥勒特又提出了一个理由。他说可口可乐中一直含有咖啡因成分，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含咖啡因”饮料，所以不需要将咖啡因列在成分表里，就像人们不需要强调咖啡里有咖啡因一样。奥勒特在华盛顿安排了一次私人午宴，宴请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乔治·拉里克，宴会上，拉里克透露说他准备否决可口可乐的辩词，并建议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公众听证会实现其诉求。奥勒特向罗伯特报告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并强烈反对召开听证会，因为他认为一定会有人借机诋毁可口可乐。
当可口可乐公司想尽各种办法牵制食品药品管理局时，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出现了。身为肯尼迪政府留任官员的拉里克退休了，因此，约翰逊总统有机会任命下一位继承者。在征求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意见后，约翰逊任命了詹姆斯·戈达德。戈达德是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在上任11天后，同时也是这项法律制定28年后，戈达德下达了最终命令，含咖啡因的软饮料不需要将咖啡因列为一种成分。可口可乐赢得了胜利。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席卷美国的公司收购狂潮中，可口可乐收购了美汁源公司——一家位于奥兰多的冰冻橘汁制造公司。美汁源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威廉·阿普尔顿·柯立芝，在合并后买进了200多万美元的可口可乐普通股，成为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成员。柯立芝认为罗伯特和其他董事成员会欣赏他卓越的经营才能，但他错了。
在美汁源，柯立芝习惯于氛围轻松的董事会会议，每次会议持续大概两到三天，参会人员会一起进行“头脑风暴”，自由地分享他们的奇思妙想。但在梅街，罗伯特主持的会议气氛紧张，没有废话，时间几乎不会超过一上午，柯立芝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而失望。他希望在会上提出并讨论自己的想法，但是罗伯特认为但他对软饮料行业一无所知。
对于亚特兰大的地方政治，可口可乐公司也保持着关注。西布利和罗伯特开始寻找并培养可以掌管这个城市的年轻人，他们看中了伊凡·艾伦，并将发生在亚特兰大的黑人抵制运动交给他处理，以此作为对他的能力的测试。伊凡·艾伦是一名富商，经营着亚特兰大最大的办公用品公司，而且是当地商会的主席。艾伦邀请鲍勃·特劳特曼和沃尔顿两位律师在他办公室会面，就处理黑人抵制运动的问题进行协商。这两位律师，前一位代表商界，后一位是受人尊敬的黑人社区领导人。
在第一次会面期间，沃尔顿提出要去卫生间，这是一件微小但意义重大的事。艾伦尴尬地意识到，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卫生设施是按照种族被隔离开的，他不能让沃尔顿使用仅供白人使用的卫生间，也不能让沃尔顿使用维护不善的黑人员工的卫生间。最终，艾伦巧妙地做了折中，带沃尔顿去了他的私人卫生间。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在艾伦的努力下，双方达成了一份书面协议。亚特兰大的24家主要企业的高管同意取消公司设施中的种族隔离，黑人社区的领导人以结束抵制活动作为回应。但事实远没有听起来那么简单。这份协议还规定延迟几个月实施上述措施，这一条激怒了很多黑人，所以在协议公布后，抵制运动变得更加激烈。
其他的改变也在加速进行着。哈茨菲尔德放弃了1960年的市长竞选，转而支持艾伦，而艾伦的竞选纲领是继续强化政界与商界的联系。
事实证明，比起哈茨菲尔德，艾伦更依赖于罗伯特的支持。在罗伯特及其圈内人的资助下，艾伦在竞选中击败了种族隔离主义者莱斯特·玛多克斯，双方获得的选票分别为21611：237。
罗伯特对亚特兰大的发展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多年来，他一直大力资助埃默里大学，投入大量资金以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促使其医学院和医院享誉全国。罗伯特还想把城市中心公园打造成文化中心，他雇用了一位名叫菲利普·维尔特纳的慈善咨询师，由他设计公园的改建方案，包括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公园中心是一个法式花园，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喷泉，还有一些游乐场设施和饭店。第二期工程还包括索道缆车、水晶宫、天文馆和美术馆。罗伯特表示，如果市政府愿意发行2千万美元的公债来筹集经费，他将匿名提供4千万美元。市长艾伦立刻同意了。
然而，令罗伯特感到非常震惊的是，选民并不支持发行公债，他们拒绝了公园建设计划。其实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在黑人选民看来，这些市政工程的主要受益者是白人。在亚特兰大，任何涉及种族问题的事情都不能想当然。(www.xing528.com)
1962年的每一天似乎都有重大事件发生。在贝克诉卡尔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一人一票”的原则，废除了原有的制度——给乔治亚州小村落的居民更多投票权，多过亚特兰大、哥伦比亚还有其他的大城市的民众。随着城市选民的增加，罗伯特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温和派人士当选州长的可能性，他们看好来自奥古斯塔的参议员卡尔·桑德斯。桑德斯成了罗伯特的忠实追随者，他把梅街作为办事处，并在那里筹集资金，开展竞选活动。
在罗伯特及亚特兰大商界的支持下，桑德斯打败了马文·格里芬，打破了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对州政府的控制。罗伯特还帮助菲利普·维尔特纳的儿子查尔斯竞选国会议员。如此一来，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以及乔治亚州在国会的议席就都掌握在进步人士手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罗伯特并为他服务。
亚特兰大的城市地标是“商务俱乐部”，其董事会成员均为亚特兰大的政界和商界精英，这些人全是白人。
多年来，在每年州议会召开会议前，俱乐部都会请亚特兰大代表团成员参加晚宴。1962年议员选举结束后，艾伦在浏览邀请名单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亚特兰大刚刚选举出第一位黑人州议员——勒罗伊·约翰逊，然而俱乐部明令禁止黑人进入。
艾伦召集了包括罗伯特在内的俱乐部董事会成员，向他们描述了眼下的困境，并提议修改规定，允许黑人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他说完之后，全场陷入沉默，没有人站出来表示支持。多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就站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然后罗伯特靠过来，大声地对他说：“你的决定完全正确。”艾伦的提议得到了支持，被一致通过。
当然，罗伯特也有力所不及之事，例如他对于贝克县严重的种族压迫问题无能为力。当地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曾经拒绝让一名黑人教师登记投票，甚至威胁要解雇她。美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贝克县的学校的种族隔离问题是“整个乔治亚州最严重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有7名黑人儿童被学校接受入学。县里的黑人们经常遭到警察的恐吓。
罗伯特很清楚，相比亚特兰大，乔治亚州的其他地方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依然落后。1963年，肯尼迪总统打电话给亚特兰大市长艾伦，让他去华盛顿支持公共住宿法案，此法案旨在结束南方旅馆和饭店的种族隔离政策。艾伦虽然很想去，但他知道这有可能会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涯，所以他去向罗伯特寻求建议。“我知道这种事风险很大，”罗伯特说，“但是你已经想好了，而且你很有可能是对的，我认为你应该去。”在罗伯特的建议下，艾伦提议在一些小城镇推迟施行这项法案，但即使如此，他也是南方地区唯一一个公开支持该法案的民选官员。
1964年秋天，马丁·路德·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亚特兰大的两位白人宗教领袖——拉比[1]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和大主教保罗·哈利南安排了一场庆祝晚宴，邀请商界精英参加，但是这些人都拒绝出席。
此时，罗伯特正在艾彻威的种植园里休养身体。他刚经历了一场骑马事故，所幸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艾伦来探访他，将晚宴的情况告诉他，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亚特兰大的白人阶层联合抵制这场晚宴，整个城市将会因此蒙羞。罗伯特对此表示同意。他让艾伦和可口可乐公司的新总裁保罗·奥斯汀回到亚特兰大组织会议，为晚宴召集参与者。
奥斯汀通知了议会的24位银行家、律师和商人，表示希望他们买票去支持晚宴，语气非常坚决，为了引起他们的重视，他补充说他是代表罗伯特发言的。
奥斯汀的举动激起了许多人的抱怨，这使艾伦感觉到，仅凭可口可乐公司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保证晚宴的到场人数。艾伦认为那些人可能会买晚宴门票，但会在当天找个借口然后打发下属去赴宴。晚宴上可能会有几个白人到场，但是精英人士的缺席明显是对马丁·路德·金的一种冒犯。“那天你们中的大部分人会不在城里或者生病，”艾伦高声指责道，“但是没关系，你们的市长会去。”
银行家鲁贝·戈德伯格也参加了会议，他对艾伦和奥斯汀的施压非常愤怒，甚至打电话给他的同行，让他们一张票都不要买。一个名叫卢·奥利弗的人也接到了电话，他对种族平等问题非常关心，对戈德伯格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言论感到气愤至极。他将这件事告诉他的秘书，他的秘书又在无意间将有关情况透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
1964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马丁·路德·金表彰宴会引起无声的争议”的文章。文章中提及一位“不知名的银行家”强烈抵制晚宴，鼓动人们不要参加。巧合的是，当时海地政府正在和亚特兰大的公民与南方银行洽谈贷款，海地终身总统杜瓦利埃的发言人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该行行长米尔·莱恩是不是那个银行家。莱恩公开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罪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买了很多晚宴的票。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1500张晚宴入场券销售一空，这一刻成为亚特兰大不同种族间友谊的至高象征，被铭记至今。可口可乐公司的几位高管出席了晚宴，罗伯特虽然没有到场，但可以公允地说他的“精神到场”了。
奥斯汀生于乔治亚州的拉格朗日，他的父亲在一家纺织厂工作。1948年，在这家纺织厂的老板卡森·卡拉威的引荐下，奥斯汀进入可口可乐公司。因为业绩突出，奥斯汀被派到公司的芝加哥办事处工作，负责与装瓶商协商经销权。
1961年，奥斯汀被任命为可口可乐公司执行副总裁——实际上就是塔利的接班人。他的职责很广泛，包括产品定价、广告以及参与世博会等。
1962年5月8日，奥斯汀被任命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这一次，罗伯特似乎理解了一个合格的新总裁需要慢慢培养的道理，他让塔利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并行使最终决定权，同时在自己与奥斯汀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和罗伯特不同的是，奥斯汀有意识地接触金融领域的媒体，并接受采访。他还成了《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他对记者高谈阔论，说管理就是一门“伪科学”。罗伯特发现，他必须严格地限制奥斯汀的行为，并不断提醒奥斯汀谁才是老板。
罗伯特决定让塔利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此来约束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奥斯汀。塔利的弟弟约翰被提拔为出口部门负责人，进一步牵制奥斯汀。而让奥斯汀感到挫败的是，他主张变革的想法遭到了反对。他不满足于只出售饮料，想将公司业务扩展到食品业。当他得知亚特兰大的菲多利食品公司有合并意向时，曾试图努力促成此事，但被罗伯特和塔利否决了。后来菲多利公司决定与百事可乐公司合并，这让奥斯汀更加恼火。百事可乐与菲多利公司的合并非常成功，而奥斯汀一再向纽约的商业媒体强调，让可口可乐公司失去这次机会的人并不是他。
执掌公司四十年来，罗伯特第一次发现他对公司事务的绝对控制权受到了挑战。事实证明，奥斯汀是一个精力过人、老谋深算的对手，既野心勃勃又精于办公室政治。奥斯汀不断向塔利施加压力，最终让塔利不堪重负。1966年，65岁的塔利告诉罗伯特他想从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上退下来，无论罗伯特怎样劝他，他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决定。
塔利是可口可乐公司最后一个同时效忠于罗伯特本人和公司的高管，而奥斯汀与他完全不同。奥斯汀以必要的礼节对待罗伯特，但是当他考察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时，却发现了一系列长期遗留的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源于罗伯特的错误决定。奥斯汀认为，由于罗伯特独揽大权多年，公司管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裙带关系的影响，阻碍了其他有能力的人的发展。
在即将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时，奥斯汀决定不再和他的同事们维持表面的友好关系。为了肃清障碍，他开始变得不苟言笑，刻意与别人保持距离，甚至到了一种近乎粗鲁的地步，而他的本性其实是乐观张扬的。
罗伯特对奥斯汀的热情自然也冷却下来，他开始讥讽奥斯汀。可是罗伯特仍旧很欣赏奥斯汀的能力，事实上，奥斯汀是接替塔利的唯一人选。塔利原以为罗伯特不同意将奥斯汀任命为首席执行官，但事实并非如此。董事会其他成员认为公司需要像奥斯汀这样的新鲜血液，而罗伯特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的。
罗伯特将可口可乐公司日常事务的管理权授予了奥斯汀，同时又将菲尔·艾森伯格任命为首席财务官，并派他监督奥斯汀。
到了20世纪60年代，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这两大可乐巨头之间的竞争蔓延到了全球各地，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百事可乐占上风。
在委内瑞拉，可口可乐的销售情况十分惨淡，而百事可乐凭借成功的营销，成为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所有碳酸饮料的代名词。巴西和乌拉圭的销售情况也是如此，在整个60年代里，可口可乐在南美的生意没有任何起色。李·塔利在退休前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总结了公司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他说可口可乐的“模仿者”——他一直这样称呼百事可乐——正在“发展壮大”，不仅仅是在南美地区，甚至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和菲律宾。百事可乐的出口额在1959~1963年间翻了四番，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海外贸易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危险，而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内部的办公室政治也变得错综复杂，奥斯汀在运用策略巩固自己的权力。
奥斯汀最终得出结论，本·奥勒特应该离开公司。奥勒特在奥兰多经营美汁源的时候，奥斯汀还能容忍他的存在。但1965年奥勒特返回公司总部担任副总裁，他与奥斯汀的矛盾开始激化。他总是事后批评奥斯汀的决定，从收购合并到市场营销，每一件事他都要批评一番。他非常鄙视奥斯汀，而且对于自己的情绪不加掩饰。
公司无法容纳这两个矛盾体，这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最终，约翰逊总统任命奥勒特为巴基斯坦大使，但奥勒特表示不愿意被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罗伯特劝他接受委派，说这将是他的职业生涯的顶峰。
罗伯特对此事的干预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虽然他心怀不安，但他还是认为新的首席执行官有权按自己的理念去管理公司，而不应为此饱受攻击。奥斯汀充分利用了罗伯特赋予他的权力，以前他即使做最小的决定也需要得到许可，现在只要他觉得合适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去执行他的决定。
1967年，《福布斯》杂志在封面文章中宣称罗伯特彻底退休了。文章写道：“当罗宾逊和塔利担任公司总裁时，罗伯特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现在他退到一边，让奥斯汀全权决定公司事务……现在奥斯汀是老大。”报道说事实上现在梅街的高管们已经很少提到罗伯特的名字了。
这篇文章激怒了罗伯特的老朋友迪克·格雷沙姆。他在给罗伯特的信中写道：“一个爱出风头的人竟然如此蔑视你伟大的商业才华，这令我非常气愤。”但是罗伯特对此什么也没有说，他从不借助舆论宣传自己，即使是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罗伯特退到了幕后，他不愿意被公众打扰。
20世纪60年代末，罗伯特承受了一系列个人生活上的打击，这让奥斯汀以及其他人相信，罗伯特的职业生涯，甚至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和其他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罗伯特经历了很多朋友的去世。他比以前更沉迷于酒精，以至于朋友们担心他可能会摔倒在家里的旋转楼梯上。他们为他安装了一部电梯，用来把他送回卧室。
1968年1月22日，罗伯特经历了生命中最大的打击。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在家看电视时感到身体很虚弱，便叫来一个仆人将她扶进卧室，几分钟后她脑溢血发作，第二天下午就去世了。
“我失去了我的老伴儿，”罗伯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失去了身边可以依靠的人。”妻子的去世对罗伯特打击极大。在他们55年的婚姻生活里，他一直是主导者，可是他在很多方面都很依赖他的妻子。
接着，又有新的任务落到了伍德拉夫肩上。1968年4月4日，罗伯特前往白宫拜访林登·约翰逊总统。当时双方的情绪有些低落，因为就在五天前，约翰逊宣布不会参与下一届总统竞选。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约翰逊的助理走进办公室，递给约翰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马丁·路德·金被人枪杀了。”就在当天晚上，罗伯特打电话给身在亚特兰大的伊万·艾伦，要他开一张空白支票，用以支付马丁·路德·金葬礼的一切费用。
艾伦清楚地记得罗伯特说的每一个字：“伊万，明天他们把金的尸体带回来的时候，亚特兰大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心。我希望你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无论这个城市能不能负担得起，你都要负责把它做好。”艾伦后来回忆说，在听了罗伯特的话之后，他才意识到会有多少悼念者和媒体工作者来到这个城市。5天后，当州长马多克斯躲在州议会大厦的办公室里时，20万人涌入亚特兰大市中心，跟在运送马丁·路德·金遗体的车后放声痛哭，并唱着“我们会胜利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在妻子去世前后的几个月里，罗伯特经历了好几位挚友的去世：艾森豪威尔、艾略特·士嘉堡、哈里森·琼斯、休斯·斯伯丁、拉尔夫·麦吉尔、吉恩·凯利和玛蒂·赫德（曾经在艾彻威工作过的一位厨师）。悲痛几乎要压倒罗伯特。他的酗酒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朋友们开始怀疑他的生存意志。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衰老，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他第一次显出老态。
罗伯特的同龄人瑞德·杜普瑞已经退休，他之前是宝洁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外部董事。他总是讲起自己去找医生治疗风湿病的事。医生给他开的药对胃有刺激性，每次去拜访医生的时候他都会抱怨：“这个药我还要吃多久？”
“你多大了？”医生问道。
“84岁。”杜普瑞答道。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说，“不会太久了。”
罗伯特也开始对别人讲这个故事，每次讲到笑点的时候，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但是他似乎并不是单纯地讲笑话。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日子了。
【注释】
[1]拉比，犹太教的宗教领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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