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由于股票发行失败，阿萨·坎德勒只能通过推广产品、积累口碑的方式逐步扩大可口可乐公司的规模。他的销售人员包括他的几个侄子拖着箱子坐火车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箱子里装满了免费的“品尝券”（可在任意一家药商的冷饮店领取5美分一杯的可口可乐汽水）。这些销售人员把“品尝券”发给所有愿意停下来拿一张的路人。坎德勒雇了两个速记员，从亚特兰大写信给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送他们“免费券”，极力邀请他们品尝他的新饮料——可口可乐。这时已是19世纪，直邮广告和街头促销活动奏效了。更多的人们尝试过可口可乐，并喜欢它，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很快，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内挣回了5万美元，可以支付100万次免费品尝。
可口可乐公司开始繁荣发展起来。即使在1893年的危机中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平稳，证明（在后来的“大萧条”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即使在经济最糟糕的时期，人们也愿意花5美分来犒劳一下自己。在“快乐的90年代”[1]，可口可乐的销售量连年增长，90年代末达到281000加仑。糖浆工厂开始搬迁，工厂规模扩大了一倍，以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在春季和夏季，产品销量平稳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们到当地药店的冷饮柜台，点一杯可口可乐。
但人们通常不会叫它的名字。许多人会说“给我一点兴奋剂”或“可卡因”或“一针强心剂”。当然，在可口可乐的成功背后，也有着诸多的负面传闻。可口可乐在积累口碑的同时不断受到谣言攻击，人们认为坎德勒一定在饮料里添加了什么特殊成分，而且很可能是可卡因。
1891年夏天，坎德勒将一夸脱可口可乐糖浆送到乔治亚州拉格兰奇的史莱克医生那里。史莱克医生是乔治亚州医药协会的主席，乔治亚州立制药委员会的化学审查员。坎德勒请他来检验糖浆，验明其是否含有可卡因。
“是的，确实有。”史莱克医生检验后说，但他又补充道，“不过，里面可卡因的含量极低，根本不可能让人上瘾，因为要达到有效剂量，需要30杯可口可乐。”
史莱克的报告给坎德勒带来了挑战。他和罗宾逊认为，三年前他们修改配方时已经把可卡因从可口可乐中移除了，或者至少减少到了一个无法觉察的量。现在看来，不管他们将古柯叶提取液的含量降到多么低，通过复杂精细的化学分析依然可以发现含有微量可卡因，而且这样的含量不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大多数药剂师认为可卡因的基本有效剂量是1格令[2]，如果一杯可口可乐中含有三十分之一格令，就意味着那些可口可乐爱好者可能——虽然只是可能——喝完几杯后仍会感觉到可卡因的效力。这样的风险是坎德勒不能承受的，因为，他的饮料中绝不能出现可卡因，尤其在可口可乐爱好者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下。
但坎德勒也不能简单地把配方中的古柯叶提取液消除。坎德勒坚信他的产品的名字必须是描述性的，而且为了保证对“可口可乐”这一名称的所有权，他也必须在产品中加入古柯叶的成分。名称的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坎德勒没有糖浆本身的专利，任何人都可以模仿，但是只要坎德勒拥有“可口可乐”名称的所有权，就没有人可以仿造这个标签。名称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注册商标是它唯一的保障。所以，古柯叶不得不留在糖浆里。
坎德勒和罗宾逊重新回到实验室，他们最后研制出一种几乎没有活性的配方。古柯叶和可乐果（以3比l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磨成粉，装进一个长方形的防水木箱里，在谷物酒精、白葡萄酒、石灰磷酸中浸泡24小时，然后用热气腾腾的水过滤。这种苦涩的合成液体闪着浅棕色的光，被工人们戏称为“茶”。在官方的秘密配方中，它成了新的“商品5号”，每加仑糖浆中只有一盎司半的含量。
坎德勒现在可以说“可口可乐完全没有可卡因”，坎德勒希望他的饮料能有一个好名声，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坎德勒永远不可能放弃早期暗示性的、夸大其词的促销广告，即将古柯和可乐作为专利药品来宣传。
在促销信件里，坎德勒写道：“可口可乐是古柯和可乐的‘科学组合’，它能治愈头痛、安抚神经、增强肌肉，并能使人‘神清气爽’。”后来，坎德勒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说“可口可乐可以使人恢复‘智慧的活力’”。
坎德勒很快回击了谴责控诉可口可乐会成瘾的指控。“你肯定知道，”他在给一个牧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可不想出售毒药。”1892年，他通过《亚特兰大日报》宣布，如果有人能举出一个可口可乐导致可卡因成瘾的真实案例，他会马上停业。但他始终没有明确声明可口可乐里不含可卡因，也没有放弃他的宣传策略。坎德勒暗示他的汽水有疗效，甚至能让人兴奋，但事实并非如此。
人们相信坎德勒的宣传，毕竟可口可乐能让人心旷神怡、精力充沛，就像喝一杯咖啡加了五茶匙的糖。由于配方保密，没有人准确知道是什么成分使可口可乐具有提神作用，但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可卡因。一些顾客开始把一杯可口可乐称作“一剂”。即使坎德勒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包括最先在自己的药店中提供可口可乐的约瑟夫·雅各布斯，也认为可口可乐中含有毒品。这种说法迅速成为一种信念以及民间传说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南方，可口可乐的双重形象——传说与现实——就此建立了。
这种做法的后果在日后显现。当联邦政府开始与可口可乐公司展开长达20年的“消耗战”时，首先提出的问题不是可卡因，而是钱。
为给美西战争提供一部分资金，国会通过了一项针对药品征税的法案，1898年7月1日生效。国内税务专员根据可口可乐的宣传健康功效的广告，下令乔治亚州税吏开始评估向可口可乐征税的具体事宜。阿萨·坎德勒表示强烈反对。在征税的三年期间，他极不情愿地付给政府29502美元。在1901年该法案正式废除之前，坎德勒一直起诉联邦政府，要追回付给的每一分钱，包括利息。
起诉联邦政府是一个危险的主张，坎德勒很清楚。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也是荒谬的。到1901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年销售量已激增到近50万加仑，公司的总收入接近100万美元。坎德勒在达拉斯、芝加哥、巴尔的摩和洛杉矶分别建立分厂，并在费城、纽约和其他城市设立销售办事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美国民族产品，在联邦每一个州都可以买到。
可口可乐的生意很好，让政府征收了几千美元的税，但征税只是暂时的。
坎德勒的个性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他生性正直、主张公平，同时也非常吝啬。放弃他所认为的合法资产，对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坎德勒在亚特兰大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还款税，政府对此不予理睬。国内税收办公室声称，可口可乐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卖药，其产品是由至少三种药物秘密混合而成的“药剂”，其广告宣称该产品具有缓解疲惫等疾病的功效。此外，政府直指要害，宣称可口可乐中含有可卡因。
政府的最后一项指控可能是最激烈、最具破坏性的，但事实证明提出这种说法为时过早。在审判开始前的准备期间，国内税收办公室聘请化学家查尔斯·克兰普顿检测可口可乐糖浆，但经过多次检测，他依然无法提供其中含有可卡因的证明，但案件审理却照常进行。
当阿萨·坎德勒出庭时，政府的律师、助理检察官乔治·贝尔负责质证。起初他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例如，当他质问坎德勒为什么在广告中宣称可口可乐可以治疗头痛时，坎德勒说道：“因为它确实能治愈头痛。”依据坎德勒的证词，可口可乐的主要成分是水和糖，也含有古柯和可乐，否则“拿不到美国政府授予的专利权”。最后，似乎是临时起意，贝尔问坎德勒：“可口可乐中有可卡因吗？”
“只有一点点。”坎德勒回答。
贝尔目瞪口呆。“有吗？”他重复道。
“你们的化学家并不能找到它，”坎德勒厉声说，语气中流露出得意，“不是吗？”
坎德勒的胜利是短暂的。为了准备审讯，可口可乐公司聘请了一位专家作为证人，反驳政府可能提出的证词和证据。没有人想到政府会突然开庭，当然更没有人想到公司聘请的专家——乔治亚州立药师委员会秘书乔治·佩恩医生，会发现糖浆中仍有一丝可卡因的痕迹。但是他确实发现了可卡因的痕迹。
佩恩医生利用先进的技术，这种技术显然是政府聘请的专家所不知道或无法运用的。佩恩医生计算出每盎司可口可乐糖浆中包含四百分之一格令可卡因。“这是最微小的含量，”他在审判中作证，“当然没有明显的效果，人类喝到能产生效果的量时会爆炸。”
专家的证词迅速引发猜测，人们怀疑可口可乐中的微量可卡因会危害公众健康。政府请出乔治亚州医学协会的主席贝尔德医生，他作证说喝可口可乐绝对会令人上瘾。“人们如果大量饮用可口可乐，”他说，“就会或多或少地对它产生依赖性。”但同时他又从反面补充说：“导致上瘾的并不是可卡因，因为可卡因含量太少，不足以导致上瘾。”
最后，政府首席化学家克兰普顿医生走上证人席。他作证说可口可乐糖浆主要成分是糖和水，但也有可卡因。被当问到有多少可卡因时，他含糊地回答“少量”。当公司的律师在质证时指控他并未检测出任何可卡因，克兰普顿医生的证词很快瓦解了。他坚称（完全不顾既定事实）检测可卡因是否存在的唯一途径是品尝，即用味蕾来感受。他声称自己进行过这样的测试，并暗示可口可乐糖浆使他的舌头发麻。不过说到此时他被双方同时打断，于是匆匆离席。
对于克兰普顿医生偏颇而混乱的证词，庭审记录中没有任何解释，这可能是因为他所说的话使双方都感到十分尴尬，因此律师认定最好的法律策略是把他赶出法庭。事实上，不论如何其实都无关紧要——陪审团商议了不到十五分钟就宣布可口可乐胜诉。但是，克兰普顿医生的证词在后续审判中再度出现，甚至在多年后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写进了影响重大的美国最高法院意见书。
坎德勒拿回了他的29502美元，但代价也很高。他认为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借机得到可口可乐的配方，并透露给所有想模仿做此饮料的人，让他们用廉价的代替品占领市场，以此来与他竞争。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在模仿，虽然他们不需要法庭上透露的信息，就能生产出非常接近可口可乐的糖浆。但事实上，真正威胁到坎德勒和可口可乐的事情却发生在法庭之外：因为针对可卡因的“舆论地震”才刚刚开始。
在世纪之交，对可卡因的恐慌在南方蔓延。同这一地区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这也是由种族问题引发的。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都颁布了禁酒法令，一些黑人以及一些买不起私酒的穷人，转而将可卡因作为替代品。1900年6月《美国医药协会杂志》刊文称，南方许多黑人染上可卡因瘾。很快这些野蛮邪恶的故事开始四处流传。《纽约论坛报》援引乔治亚州上校沃森的言论，呼吁采取法律行动反对可口可乐。
对可口可乐的强烈抵制爆发了。一个自称医学专家的人警告说：“可口可乐是一种心脏兴奋剂，黑人能受得住，但白人不行。”
可口可乐的商标中包含的两种药物——古柯和可乐——在可口可乐中含量极低，但这个事实已经没有人在意了。但“上瘾”的言论导致人们的恐慌情绪愈演愈烈。乔治亚州奥古斯塔的医生说：“我所在的城市里到处都是‘可口可乐成瘾者’，他们的上瘾程度不亚于鸦片成瘾者。”“（可口可乐中）每一种成分都是毒药。”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逊每日新闻》这样警告读者。
全国各地的市议会和州立法机关开始限制或禁止在专利药品中使用可卡因。为摆脱困境，坎德勒求助于美国最大的可卡因制造商。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可笑，但坎德勒认为专家既然可以从古柯叶中提取可卡因，就有可能知道如何从古柯叶中去除所有可卡因，保证进入可口可乐中的古柯叶提取液足够安全。
1903年6月，坎德勒登上一列去纽约的火车，来到罗斯勒·哈斯莱彻化学公司的办公室，并给他们最大的供货商路易斯·沙弗医生出了一道难题：将古柯提取液中的可卡因完全去除。沙弗医生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去除了可卡因的古柯叶提取液成为“新商品5号”。在新商品5号的生产过程中，沙弗发明了一个彻底去除的方法。他粉碎古柯叶，用锯末混合，将混合物浸泡在碳酸氢钠中。接下来，他用从煤焦油中提炼的强效溶剂甲苯来过滤混合物，然后用蒸汽猛烈喷射处理过的古柯叶，最后他加入可乐果粉，用酒精过滤混合物，最后一步是进行高温杀菌。如此一来，似乎可卡因（或其他相关的东西）不太可能幸存。
从坎德勒的角度来看，除掉最后一点能被发现的可卡因非常及时。因为改革运动开始席卷全国，投身运动的记者将房地产、工业、劳动、铁路、金融、保险、政府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腐败行为放在了报刊的头条。制药行业成了“靶子”，一系列题为“美国大欺诈”言辞尖锐的文章于1905年12月在《科利尔》杂志发表。
保健品和药品行业的改革运动的高潮是在1906年国会通过《净化食品和药品法案》时，规定所有使用可卡因的制造商必须在产品标签上注明实际使用情况。推动此法案获得批准的领导人之一是美国农业部首席化学家哈维·华盛顿·威利医生，1907年法案生效时，他成为联邦高级官员并负责执行该法案。
威利医生认为可口可乐含有可卡因和其他有害成分，于是他发起了一场运动来驱逐阿萨·坎德勒的公司。
美国陆军部也接到许多对可口可乐的投诉，投诉者称可口可乐中含有可卡因和酒精。1907年春天，陆军部对此做出回应，禁止在美国陆军基地的军中福利商店、食堂出售可口可乐汽水。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约翰·坎德勒提出强烈抗议。他提起上诉，坚称可口可乐汽水中的可卡因已被除净，而酒精的含量可以忽略不计。陆军部求助威利医生进行测试并解决问题。
1907年的整个夏季，坎德勒家族都在等威利完成他的分析报告，他们希望获得批准，恢复可口可乐在军队的销售。最后，在9月中旬，约翰·坎德勒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想搞清楚为什么检测需要花这么长时间。后来他回忆说，他在农业部的走廊里待了两天，向每一个人打听情况。最后，他认为他已经了解了问题的所在。测试已经证实，可口可乐糖浆不再含有一丁点可卡因，而微量酒精是完全无害的。但威利提出了一个新的“警告”——可口可乐中的咖啡因会危害人体健康。化学局正在进行一项实验，让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服用大剂量的咖啡因，试图证明它是有害的。
与此同时，威利派副手莱曼·弗雷德里克·基布勒到南方视察，返回后基布勒汇报称，该地区“可口可乐成瘾”。他在报告中写道：“亲眼所见买饮料的都是四、五、六岁的孩子。”他说，这些饮料经常被成罐地带回家，全家像喝啤酒一样饮用。基布勒耸人听闻的报告深深刺激了威利，他认为可口可乐有损南方人的健康甚至品格。他决心与可口可乐斗争到底。
1907年10月，军队禁止可口可乐销售仍然持续，坎德勒决定勇敢接近威尔逊部长。会面进行得很顺利。坎德勒向他的家人汇报说：“威尔逊似乎完全同情我们的观点，并表示他会从威利医生那里拿到我们商品的报告，我备受鼓舞，他似乎倾向于我们。”
在威尔逊的压力之下，威利终于提交了他的报告。威利承认，可口可乐中没有可卡因，只有少量的无害的酒精。坎德勒赢了，最终军队解除了禁令，恢复了可口可乐在国家军事基地的销售。但威利的报告仍提到问题：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到证据证明可口可乐中的咖啡因具有危害性，但他明确地表示他将继续这一工作。他还添油加醋地将基布勒的不实指控写进报告，声称儿童和成人一样滥用可口可乐。他引用一位亚特兰大药剂师的话说：“士兵喜欢混合酒与可口可乐，调成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这‘让他们着魔’。”
威利的报告让阿萨·坎德勒很恼火。不过，坎德勒很满意军队已解除禁令，他认为人们会很快忘记争议。家里人敦促他发表报告结果，宣传可口可乐的胜利，但他表示反对。他解释说：“说得越少，威利受伤的感情就越有可能平复，他也许能尽早放下这件事。”
事实证明坎德勒的想法大错特错。
坎德勒与威利冲突的后果是：阿萨·坎德勒开始厌倦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的生意。
公司年均盈利200万到300万美元，这使坎德勒成为亚特兰大最富有的人。但对于惊人的商业成功他并不满意。坎德勒认为：生意只不过是“单纯的金钱机器”。
在坎德勒看来，钱应该取之有道、用之有益，而可口可乐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显然在深深困扰着他。他为多年来的辛勤工作感到骄傲，但财富的积累——尤其是这件事已经变成一种自动化程序——似乎刺痛了他的良心。他想留下的遗产应是有形的成就，而他从迅速发展壮大的房地产帝国中则找到了更多乐趣。他开始在亚特兰大、纽约和巴尔的摩建造摩天大楼，并把它们都命名为“坎德勒大楼”，和可口可乐公司的大楼一样。
坎德勒厌倦了针对他的产品和家人的流言蜚语。本来卖一杯5美分的糖水可能不会让他感到多么自豪，但他也绝不能接受别人把他说成是一个兜售毒药的恶棍。多年来的争议代价惨重，可口可乐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禁酒运动的领导人指责可口可乐含有微量酒精，制酒商则怀疑坎德勒支持禁酒甚至密谋让可口可乐成为国民“无酒精饮料”。坎德勒怒称：“如果我拒绝购买一些报纸的版面或投放广告，那些编辑就会攻击我的饮料。”本来对于可口可乐含有可卡因的想法，坎德勒曾经抱以微妙的支持，但现在这种说法只会激怒他。他极度厌恶人们使用一些说法含沙射影地指代可口可乐。
坎德勒快六十岁了，他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终有一死。他的父亲英年早逝，坎德勒担心自己会有同样的命运。他想在最后几年里全身心地投入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事业，而这意味着他将离开可口可乐公司。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做。
年轻的时候，坎德勒坚持让他的儿子远离生意。他认为兜售饮料是没有前途的，他特别希望他的长子霍华德去攻读医学然后成为一名医生，那是坎德勒自己被迫放弃的职业。
但后来坎德勒的决心渐渐动摇，他的态度改变了。他很矛盾。儿子霍华德决定在自家公司工作，不管怎样，儿子对生意的兴趣还是让坎德勒感到高兴。坎德勒给霍华德在公司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同时又几乎叫他不要接受：“我提供的职位要求你在工厂工作，从事包装、喷绘、灌装等一系列体力劳动，而这些工作不会给你的精神和思想带来任何好处。”然而霍华德不仅接受了工作并且全身心享受着工作。
也许坎德勒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从那时起，他已经开始带领霍华德走上了经营公司的职业生涯。1900年的夏天，霍华德大学毕业，到欧洲考察，他父亲精心指导他记录当地的商业发展情况和条件，评估可口可乐的发展机遇：“我们需要冰，需要炎热的天气和漫长的夏季等等。你会知道我们要寻找什么。”秋天，当霍华德回到美国，坎德勒要求他开始在纽约的医学院研究，同时密切关注可口可乐公司在当地的经营情况。一年后，因视力衰退和过度疲劳，霍华德放弃了成为一名医生的计划，他的父亲给了他一份全职工作，并且开始考虑霍华德接替他管理自家公司的可能性。
霍华德·坎德勒在可口可乐的第一项长期任务是留在纽约，努力在当地混乱的办公室建立有计划的秩序。他的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霍华德认为纽约是一个“无底洞”，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他开始后悔将这里作为产品开拓的第一站。街边小贩出售一分钱一杯的苏打水，严重压低了可口可乐的定价，酒馆也不愿接受这款南方饮料。霍华德不太可能改变公司的命运，即使他展现出了经商的天赋，但缺乏经验让他感到不安。霍华德只有23岁，性情急躁，他发现自己好像并不真的喜欢商业。“我似乎非常喜欢办公室里的工作，”他写信给他的父亲，“但是我不喜欢分发票券以及推销产品。更要命的是，我不喜欢生意场上的社交，但在此地这种社交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我不喜欢这样。”
这封信让父亲坎德勒明白了儿子的处境。可口可乐是一项几乎完全依赖推销的生意，自己儿子如果很反感推销工作，那是干不好的。坎德勒把儿子叫回亚特兰大，让他远离公众事务，负责管理糖浆工厂。
这是霍华德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期。多年后，霍华德提起当年父亲将秘密配方托付给他时的情形，他用“进入圣殿”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接管配方时宗教般的神圣感。这个秘密配方并没有写在纸上。父亲让他牢记各种容器中的成分，这些容器被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房间，上面的标签都被揭掉了。一连数日，霍华德的父亲站在他背后看着他练习调制这款秘密口味的混合物，学习如何通过“看、闻以及记住他们在货架上的位置”来辨识刺激性的水果和蔬菜油。经过这些练习，霍华德最终将配方中每种成分的数量以及不同成分放入的先后顺序都熟记于心了。
霍华德·坎德勒有着化学方面的天赋，如果他的父亲让他去管理可口可乐公司的实验室和生产工厂，结果可能会更好。霍华德生性害羞，缺乏自信心，总是为人际关系困扰，而且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富于激情和进取心，此后，这一点在工作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但阿萨·坎德勒对此浑然不觉。随着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坎德勒开始设想把公司事务交给他的儿子。1908年夏天他在给霍华德的信里写道：“我希望你能接替我已经坐了20年的位置，越快越好。”坎德勒提拔霍华德为副董事，全面负责公司经营，“迫使”他采取更强有力的行事手段，尤其在人事问题上。几个月来，坎德勒一直鼓励霍华德在公司经营方面多下功夫，“这样你就能彻底掌握然后成功接手”。从坎德勒的语气来看，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他儿子在管理上的不足之处，但同时他又拒绝承认这件事，而这是非常严重的。(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另一个问题。经营公司是一回事，但所有权是另一回事。无论是否心怀顾虑，坎德勒可以随时退休，让他的儿子接管公司，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权的问题。坎德勒还有四个孩子，如果将公司留给霍华德，就意味着小阿萨、露西、沃尔特和威廉无法继承遗产，这样的后果也是坎德勒不能接受的。但将公司一分为五也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一来孩子们虽然都持有股份，但如果公司倒闭，他们将身无分文。此外，如果孩子们拥有股份再出售股份，外人会不会独掌大权？他们会逼霍华德辞职吗？
坎德勒的困境不仅仅是假设。1908年，他暗中试探了他的一个熟人，看他是否愿意收购公司。塞缪尔·布朗是一个富裕的棉花经纪人和银行家，对可口可乐公司一向非常关注。他的女婿哈罗德·赫希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也是约翰·坎德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布朗告诉阿萨·坎德勒，他对收购可口可乐公司非常感兴趣。布朗来自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家庭，与汉堡的银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他可以在欧洲安排融资。
布朗所想的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分两步走的计划。他想从阿萨·坎德勒那里买下可口可乐公司，再转手向南方其他小投资者出售股票。毕竟，可口可乐的绝大部分销售仍然集中在该地区，这款饮料仍被视为“南方产品”。布朗认为南方人对可口可乐公司股票的热情，就像对其公司产品的热爱一样强烈。
这个想法正合阿萨·坎德勒之意，他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公司问题，他可以把他积累的财富从公司的账上取出，他希望能用这些钱做慈善，至少在理论上，公司上市能解决他的遗产继承问题。而自己其他的孩子将得到足够的现金让他们衣食无忧，霍华德会继续经营公司。因为可口可乐的新主人不是急于掌管公司的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而是公众，而南方人很乐意让坎德勒家族的后代继续掌管公司。事实上，他们会坚持让坎德勒家族的人掌权，这样霍华德将会受到保护。
但是这个计划遇到了阻碍。在布朗和阿萨·坎德勒达成协议之前，计划被打断了。
1909年10月20日下午，当霍华德·坎德勒吃完午饭回到亚特兰大可口可乐总部工作时，被工厂经理拦在门口。
经理激动地告诉坎德勒，两个联邦官员没有提前通知就来了，他们不顾阻拦在工厂的地下室闲逛。
霍华德冲进大楼，没来得及摘下帽子就跑到了地下室。他发现基布勒坐在摇摇晃晃的木梯顶上，凝视着悬挂在天花板上巨大的1500加仑的柏木冷却水箱。另一联邦检查员林奇正站在梯子旁边，快速记录着。
霍华德对这两人很熟悉。军队禁止可口可乐风波之后的两年里，他们已经多次参观了公司的几个工厂，但总是事先约好，并且有坎德勒家族的成员作陪，霍华德自己也曾多次陪同他们，双方的交谈一直很有礼貌甚至很亲切。基布勒曾带他的妻子一起参观，他妻子参观时好像是在游览景点。
然而这一次，基布勒和林奇未经许可跑来并四处窥探。霍华德没有客套，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想干什么。林奇说：“我们需要商品5号的样品，古柯和可乐提取液的合成品。我们愿意签署一份收据。”霍华德吃了一惊，迟疑地取出商品5号的样品交给林奇，然后去找他的父亲。
基布勒和林奇正要离开时，阿萨·坎德勒冲了进来，气得浑身发抖。他要求归还样品，林奇拒绝了。阿萨·坎德勒咆哮着：“看在上帝的份上，只要我在这里你就不会得到它！”
但是他们还是拿走了样品。
两年来，威利一直想起诉可口可乐，只是被他的上级——农业部长威尔逊阻止了。每当威利提出一项反对该公司的提案，威尔逊就会命令食品和药品监察委员会的两个成员投反对票。多次冲突之后，威尔逊不耐烦地给威利写了一封信，直接要求他放弃反对可口可乐。但结果恰恰相反，这封信反而给了威利新的反对的理由。
一天弗雷德·洛林·希利来拜访威利，他是《亚特兰大乔治亚人》报的出版商，这是亚特兰大最新的最激进的报纸。希利不是坎德勒家族的朋友，他想知道为什么化学局放弃起诉可口可乐。威利拿出威尔逊的信，把它放在桌上，然后满意地看着希利惊讶地阅读信件。有这封信作为筹码，希利威胁威尔逊让他收回成命，否则就揭露整个事件。
“真是太惊人了，”事后威利带着喜悦写道，“对舆论的恐惧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力量！”威尔逊做出了让步。他主动提出收回他的信，允许他继续起诉，同时他坚持认为，审判要在靠近亚特兰大的地点进行，这可能会有利于可口可乐。田纳西州的查特怒加市是公司参与州际贸易的最近的城市，而且恰好是可口可乐几个最大的投资者的家乡。威利想在华盛顿特区起诉，但最终他还是勉强同意了威尔逊选择的地点。政府在查特怒加市查封了正在铁路运输的40大桶和20小桶的可口可乐糖浆，以刑事欺诈的名义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法庭准备审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911年3月12日，双方参与者开始涌进查特怒加市。
政府对可口可乐主要有两项指控：可口可乐的商标是“假商标”，因为从名称来看商品应含有古柯和可乐，但两者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咖啡因。威利费尽心思也未能从可口可乐中发现可卡因，现在他似乎又反过来希望以没有使用可卡因为理由惩罚该公司。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从未发现喝茶或喝咖啡会有什么明显的不良结果，但威利坚信咖啡因——尤其是合成咖啡因——对人体健康有害，比如茶中的丹宁酸和咖啡因等不可缓冲的天然成分。判决结果取决于双方科学家团队的证词，双方竞相提供了关于咖啡因对身体影响的最新研究结果。
第一位出席的证人是林奇，那个在亚特兰大工厂地下室窥探的联邦检查员。检察官要求林奇描述可口可乐公司工厂的情况。林奇说：“我曾多次检查工厂，其中有一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七月，糖浆制作设备放置在大楼的地下室和一层，制作过程始于放在门前的一个大蒸汽铜壶。水从管道直接抽进水壶，水壶放在放有很多糖桶的木台中间，一个黑人把糖放进水壶。”
检察官让林奇大声讲话，然后问道：“站在台上的黑人厨师，向壶里添加原料时，你能描述一下他的穿着吗？”
“嗯，”林奇说，“非常单薄。他穿着一件肮脏的汗衫，一双破鞋，还有一条旧的脏裤子。”
“请回答他是否出汗。”
“是的，大汗淋漓。”
“请回答他是否嚼烟。”
“是的，先生。”
“他是否不时吐烟草，如果是的话，吐在哪里？”
“他想吐烟草的时候，就吐在平台上以及地板上。”
被告席上的约翰·坎德勒和公司的其他律师惊讶地听着。
公司的一位律师赛泽上前，开始了艰难的质证。林奇似乎有点紧张，他承认自己没有看到黑人雇员往水壶里吐烟草。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随着案件审理的不断推进，政府的战略越来越明显。咖啡因的问题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一系列证人证言都是为最大程度地让陪审团以及公众感到震惊和恐慌而精心设计的。
威利的一位化学家富勒表示，他分析了四十大桶以及二十小桶的糖浆样本，发现里面含有一些干草、稻草、灰尘和污垢，还有昆虫的腿，甚至“大黄蜂的残躯”。被告席上，公司的一位律师勇敢地、舞台旁白般地大喊一声，法庭上的记者都听到了：“连大黄蜂都爱可口可乐！”
纽约大学药学院的药物学教授亨利·赛比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兔子实验——可口可乐杀死了它们。在质证环节中，他说自己并没有使用任何咖啡因，而是超大剂量的商品5号——古柯和可乐的提取液。
第一天的辩论大约在下午两点钟结束，之后威利和他的妻子兴致勃勃地去购物，还参观了卢考特山著名的索道缆车。但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大办公室里，气氛并没有那么愉快。阿萨·坎德勒在他的兄弟约翰和其他律师的建议下没有前往查特怒加市。当他听说政府的种种说辞，他发觉自己最担忧的事情已经变成了事实。阿萨·坎德勒对林奇的证词感到极其愤怒：“这个骗子，他应该为作伪证被起诉！”
接下来的几天，阿萨·坎德勒的愤怒并没有得到缓解。威利的副手基布勒医生出席并附议了林奇的证词：可口可乐工厂很脏，黑人劳工不仅出汗还咀嚼烟草。基布勒补充说：“他们还会传播细菌。”
最后，原告方转向主要问题——咖啡因。从基布勒开始，政府请出十多个农业部科学家和专家作证，说咖啡因掩盖了普通的自然疲劳，使饮用者过分消耗自己，导致器官超负荷工作，最终成瘾，神经崩溃，有时甚至死亡。基布勒表示，咖啡因是一种毒药，会使病人心脏硬化到用刀也无法切割。科学家报告了用青蛙、兔子、老鼠、和豚鼠所做的各种实验，他们说所有实验都证明咖啡因对人体有害。
至少对被告方来说，政府的证人都不是很有说服力。公司当然有自己的专家，当政府部门的专家出席作证时，他们对证据的反应是哄堂大笑和冷嘲热讽，桑福德法官不得不告诫他们保持沉默。而在远方关注着这场审判的阿萨·坎德勒也有类似的反应。
审判进入第二周，政府一方的陈述结束，法官认为起诉方的证据不够有力，能最终一锤定音的证据并没有。
政府举证的关键是证明可口可乐确实会使人上瘾，会生产有害的副作用。但专家的证词只是从理论上说明这种饮料的潜在危害，但是没有可口可乐“成瘾者”的真实案例。
37岁的埃德温·科里是费城的有轨电车售票员。1910年，他被关进费城精神病医院，政府认为他是因为喝可口可乐而发病。科里的证词被用在法庭上作证，因为他不能安全地从病房来到法庭。科里发誓说他每天都会喝十几杯可口可乐。他发现有时当他上床准备入睡时，“会感觉床在移动，有时床头会抬高，有时是床尾”。
公司的律师对此非常怀疑。他们想知道关于科里的更多细节，所以他们在费城做了一些调查。曾经为他做检查的谢尔曼·克罗汀医生说科里确实病了，但这与可口可乐无关，他是天生的精神病人。另一个为科里做检查的医生，在被问及咖啡因是否会导致这种情况时说：“不，我不认为他的精神问题是由任何外部原因导致的，那是先天的。”
可口可乐的律师说还有其他费城的医生可以证实上述诊断，但桑福德法官表示已经不需要了。他说：“这不会影响本案的判断。”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影响了。政府始终没有举出一个受害者的真实案例，来证明可口可乐确实对国民健康有害。这是一个没有受害者的起诉。
审判第二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开始推出自己的专家，他们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他们证明一杯可口可乐含有1.2格令的咖啡因，略低于一杯茶或一杯咖啡中咖啡因的含量，因此具有同样轻微的效果。
但政府在一些方面则有效地打击了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一些专家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咖啡因，他们害怕起诉方的质证。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已很难否认孩子们也喝可乐，而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咖啡因并不适合年轻人。
不过，审判第二周结束时，关于可口可乐的情况明显变得越来越好。公司派出黑人员工出庭作证，虽然他们的工作习惯在审判开始时被描述得不堪入目。詹姆斯·加斯顿为自己做了辩护，他十分诚恳地说自己在为阿萨·坎德勒工作的十二年里从来没有嚼过烟草，也没有穿过露脚的鞋，“因为热糖浆可能会烧掉我的脚”。
局势逆转的最有力的信号是威利医生的离开。他并没有走上证人席，在审判开始的两个星期之后，他突然宣布要到纽约康奈尔大学进行一系列卫生讲座。
意识到胜利将至，可口可乐公司第三周继续保持优势，让剩下的十八位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审判临近结束，公司的律师面临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让陪审团作出判决，判决结果很有可能有利于可口可乐；他们也可以请求桑福德法官直接判决，这样做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因为如果请求无效，桑福德法官会将案子交给陪审团，可口可乐仍有极大的获胜机会。公司辩护团队中只有哈罗德·赫希发出警告，他说危险不在于直接判决的请求被驳回，而在于被通过。但赫希是一个资历尚浅的晚辈，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法官判决支持可口可乐公司。毫无疑问可口可乐赢了，但哈罗德·赫希担心胜利后仍会有问题。因为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证词，而陪审团始终没有机会对可口可乐是否有害作出判定。事实仍有争议，没有定局，没有无罪的证明。
最糟糕的是，政府打算对此次直接判决提出上诉，理由是可口可乐对食品和药品法案的施行造成威胁。
1911年8月，审判结束后四个月，阿萨·坎德勒和山姆·布朗重新就收购公司进行了谈判，判决的破坏作用开始显现出来。经过几周的讨价还价后，他们以8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布朗从阿萨·坎德勒那里得到公司所有权，并着手寻找支持者来筹集资金。在这一过程中，他突然醒悟到，他的女婿赫希对此次直接判决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随着上诉的推迟，原有的投资者开始望而却步。
1913年，经过一年多的寻找，布朗放弃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看待可口可乐公司的态度就像约翰·坎德勒曾经的态度一样：它就如同一个大气球，戳一个洞，就会消失，而上诉的威胁就像一把锋利闪亮的针。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收购将无法进行。这一年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创下了880万美元的收入纪录，超出了要价，但没有人愿意收购。真正的底价是公司的有形资产，诸如土地、建筑和库存，这些远不值800万美元，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商标的知名度。如果高等法院判决可口可乐公司败诉，品牌名声不再，投资者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公司出版了名为《真理、正义和可口可乐》的小册子，以哀怨的口吻宣称“在所有的可口可乐里没有一点可卡因。这是千真万确并且永远不会改变的。”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看法。审判结束约一年后，1912年初赫希参观华盛顿时，惊奇地发现在首都“可口可乐含有可卡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1913年夏天，霍华德和其他的孩子终于如愿送他们的父母去欧洲旅行。此次旅行给了坎德勒些许快乐。“我已经忘记了我以前读过的书，”他伤感地写信回家，“在追寻财富的过程中我丢掉了我的历史知识，直到现在当我看到美景却不能充分欣赏时才发现这一点”。
六十一岁的阿萨·坎德勒展现出了更高的境界。“我在地球上的日子太短了，我不能浪费。”他写道，“从现在起直到生命的结束，我会尽全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他仍然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者，但是他对此已失去了兴趣，他不再去想那些事了。
【注释】
[1]指19世纪90年代，被称为Gay Nineties.（编者注）
[2]格令，用于称量药物的重量单位，等于0.0648克或0.00143磅。（编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