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社会质量理论与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产生背景及研究发展状况来看，两种社会质量研究无论是从理论研究的数量、质量、影响力、持续性、创新性，还是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开放性、全面性、国际性来看，都有较明显的差距。
从研究范式上看，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对社会发展问题从纯粹的理论研究转变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同时并举，从对发展模式的研究转变为社会质量的可测量研究，通过条件性因素设定各个域、子域及具体指标，对欧盟各国，甚至对亚洲等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在实践中不仅可以干预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政策工具的采纳，发挥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功能，同时社会质量测量工具和指标体系也渗透着构建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有利于摒弃片面的发展观与经济增长至上的价值取向，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福祉的理想追求。如果欧洲社会质量理论表达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念，是对欧洲经济片面发展而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回应，那么，中国社会质量理论则是在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社会发展前景的前瞻和预见。当然，这种预见只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尽管两位学者都曾提出了社会质量需要实证研究和指标设定，却由于缺乏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响应而束之高阁。
在欧洲社会质量植入中国之初，就遭遇到理论的语境问题，社会质量理论的推动者林卡学者指出，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反映的是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共识，“我们可以把社会质量理论的产生看作是通过‘社会性’概念进行新的解释以反映欧洲社会发展战略的一种理论”[12]，带有欧洲色彩的社会质量进入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阶段、政策理念以及福利制度等差异，必然存在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林卡学者提出，要增强理论对非欧社会的适用性，必须将社会质量理论上升为元理论，从而实现社会质量理论的去欧洲语境化的实践策略。当然，元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具有强解释力，可解决不同语境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质量作为元理论何以可能？概念的有效性和理论化的逻辑论证如何展开？如果以社会性作为概念基础，其概念自身就充满歧义，如上述的中国社会质量理论中的本体性特征就可理解为社会性。中国社会质量理论以社会机体为研究对象，更具有上升为元理论的可能，在当下国际社会质量研究中，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理论，这是留给国内理论工作者一项艰巨的任务。
[1]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14ZFG71001）、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课题（项目号：2017KY-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方，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理论。
[2]王沪宁：《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第20-25页。
[3]吴忠民：《论社会质量》，载《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第12-21页。
[4]Amsterdam Declaration on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http：//www.socialquality.org/site/index.heml.
[5]王沪宁：《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www.xing528.com)
[6]王沪宁《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7]吴忠民：《论社会质量》，载《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
[8]吴忠民：《论社会质量》，载《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
[9]［英］艾伦·沃克：《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张海东译，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
[10]［荷］劳伦·范德蒙森，［英］艾伦·沃克：《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11]［荷］劳伦·范德蒙森，［英］艾伦·沃克：《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12]张海东：《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的原型及其对亚洲社会的适用性，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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