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质量：概念和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质量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王沪宁学者认为“任何社会政治秩序的格式和发展，都与该社会所提供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离开这些条件便无法探讨新政治秩序”。并“把前述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对一个社会的设定，归之为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概念，即社会质量（Quality of Society）”。认为“所谓社会质量，指的是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程度。非政治有序化程度指的是社会各个环节、各种运动和各种因素自我组织的程度，即在没有政治控制和协调下它们的自组织达到何种程度”[5]。他把现代社会划分为政治的有序化社会和非政治的有序化社会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中，依高低之分又可分为四大基本类型：①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②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③非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④非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见表1。

表1　社会质量类型：两大类四种基本类型

王沪宁学者认为应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去研究政治秩序，不能把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简单化理解。可见，王沪宁学者的社会质量概念表征的是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程度，它虽外在于政治，却又对新政治秩序的确立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形成的基本命题是，“一个社会能否实现政治秩序的再组合，关键在于其社会质量有否发生变化”。[6]他将社会质量作为历史—社会—文化的总体性概念，来阐明政治秩序与社会质量的内在联系，探索社会政治有序化高的中国通过改变社会质量而构建政治新秩序，这无疑是研究政治新秩序的新视角和新范式。但由于政治视角的缘故，政治要素未纳入社会质量概念之中。作为总体性的概括性的社会质量概念，缺失政治要素，其总体性和普遍性令人生疑。

随后，吴忠民学者从社会学视角提出社会质量概念，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机体与社会过程的学科，社会质量是研究社会机体与社会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并且它也是发展理论的应有之题。他把社会质量与社会机体的运转、发展联系起来，满足社会机体自身特定的内在规定要求和需求的一切特性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机体的社会质量。社会质量有三大特征：“第一，它所反映的是同一时代的条件下，社会机体的实际状况同自身内在的最佳规定要求及最适合需要之间的吻合程度；第二，社会质量虽不直接反映‘时代’状况，但毫无疑问，它是附着于‘时代’内容的；第三，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品格。”[7]六个最基本的特性是：本体性、效能性、调适性、畅通性、协调性、稳定可靠性。他按照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对于自身内在规定要求的满足程度将社会质量从宏观的视角划分为三类基本类型：高质量社会、一般质量社会和低质量社会。见表2。(www.xing528.com)

表2　社会质量三种基本类型

在高质量的社会中，社会质量表现出本体的自主、明朗；效能的最大限度释放、最大限度收益；最强的抗扰能力、同化能力、承受能力和修复能力；最大限度的流动状态；协调性最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社会无急剧动荡等。高质量社会是一种健康的社会，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运动与发展的正常化、合理化、有序化、顺利化的状态。而低质量的社会是社会质量各项特性都较差的社会，一般质量的社会则介于高质量社会与低质量社会之间，总体上呈现“一般化”状态。[8]

在此基础上，吴忠民学者颇具创建性地指出：社会质量研究大致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条路径是理论研究，如研究社会质量的基本特性、基本品质问题；基本类型问题；社会质量影响因素、变量等。一条路径是应用研究，制定社会质量的测量方法及指标体系、设计理想模型及具体的技术性方法；甚至社会质量国别性的研究；优化社会质量的具体措施；等等。他还明确提出要将社会质量作为衡量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可以说，吴忠民学者是中国社会质量概念和理论阐述最全面最深入的先行者，他在发展视域中提出社会质量概念，并在社会机体的发展和运行过程中展开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从社会哲学层面看，王忠民学者将社会质量理论作为研究社会机体发展和运行的分析框架，是研究社会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鉴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经济转轨和体制转型期，社会理论的宏观考察逐渐转入社会生活的微观研究，因而，王忠民学者构建的极具前瞻性的中国社会质量理论在学界未能引起更多学者的积极响应。引人深思的是，随着欧洲社会质量概念、理论和指标体系引入中国，被束之高阁的本土社会质量理论重新回归学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