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胡适离开大陆到1962年离世是他大学理念最后阐析的时期。晚年时期他的基本关怀和主要影响并不在教育方面,但除了进行社会活动、学术著述之外,他依然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学者黄书光认为胡适晚年“演讲和谈话的基本思想已无太多新议,与过去相比,只是谈论问题的角度有所变通而已”[21]。张晓唯也认为在发展大学教育方面“胡适的思想几乎是数十年一贯制”[22]的。的确,在大学理念方面,由于胡适原初的理想与晚年信念并无二致,尽管理念的发展型态已至后期,其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纵观这一时期,胡适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学理念著作有《美国大学教育的革新者——吉尔曼的贡献》(1954)、《谈谈大学》(1958)、《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1958)、《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1959)、《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学府》(1959)等。从文本内容和实践来看,他的大学理念与早期是完全自洽的,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胡适强调大学研究要进一步走向深入化和高层化。如前所述,“传道、授业、解惑”是大学使命的一面,但大学更为根本的是发展任务,这需要大学重视研究学问,知识的深度尤其依赖学术的专精。在出离大陆之前,他就有意将北京大学培植成研究型大学。晚年,他将之转嫁于中央研究院,在现实操作中注重推动研究院向“小而精”的方向发展。1958年,胡适担当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就职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央研究院要作为“最高学术机关”。上任伊始,他又重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并拟订《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纲领草案》。梳理草案内容,我们发现胡适所拟的十一条草案反映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学术研究、重视科学教育。由此窥见,胡适仍以大学为“研求学理的机关”,重视研究所的发展,强调大学的重要任务就是从事创造性的学问。(www.xing528.com)
第二,胡适的理想大学范例是美国形式的大学,在理念建构上表现其核心精神。早在留学时期,胡适便深受美国大学理念的影响,晚年以吉尔曼、弗勒斯纳作为“他者”典范,将对大学理念的思考贯通在对“他者”的理论解释之中,从而以间接经验为自身发展指明方向。例如,1954年胡适发表《美国大学教育的革新者——吉尔曼的贡献》,通过吉尔曼之口诉说了自己对大学的见解——“研究是一个大学的灵魂,大学不仅仅是教书的地方,学生不要多,必须要有创造的研究的人才”[23]。再如,1959年胡适演讲《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学府》,显示了他的建设理想已经基本接近美国大学。同年作《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对弗勒斯纳的理论表示认同。弗勒斯纳认为:“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源自何方)和训练学生。”[24]这同样是胡适一直强调的价值理念。从深层面上看,胡适是为建构现代大学寻找模式借鉴,汲取美国大学理念的核心内涵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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