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时代大学理念萌发的省察与反思

1910年到1917年留美时期是胡适现代学术思想的奠基阶段，也是他大学理念发轫的关键时期。他先后在康奈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接受西学新知。期间他对文史哲等学科涉猎广泛，对美国的文化、社会生活有所体悟，广泛接触思想前沿，视野开阔。在求学历程中，其思想视域发生流变，正如格力德所言：“胡适在美国做学生，熟悉、接触美国思想和制度的这些年，对这种非常的改造具有重大的作用。”[4]正是这种从一个文化场域到另一个文化场域跨语境式的人文体验给了他一定的参照系，使他能够跳出自身文化的禁锢，站在一个相对不同的立场审视诸多问题，更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弊病。留学后期，他开始关注大学教育问题，思考现代大学创建的重要性，强调大学的基本使命和性质。1.大学使命：“为吾国造新文明”

胡适在大学教育上首先思考的就是大学使命问题，他认为“为吾国造新文明”[5]是大学使命所在。所谓大学使命是指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是社会与国家要求大学为之提供的服务。用当代美国教育家克拉克·克尔的话来说就是“大学要作为社会服务站”——大学不能固守在象牙塔之中，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权利与责任，面对开放的社会，并为之服务。[6]这一点，胡适与之相契：1915年，胡适指出：“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7]他是以大学的基本使命为切入点，阐述了大学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对文明兴衰、民族成败的重要性——大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角色，大学的生命与发展与社会、国家息息相关。故而“学术救国”便是胡适思考大学使命的第一要义。实际上，自中国近代大学出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便成为当时大学的追求。伴随着由浅渐深的西潮东涌，一些带有近代意义的教育理念也在传统社会的土壤中孕育，知识分子开始对完全异质的西方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兴趣。从社会思想共识的角度看，是由于时人发现教育兴盛构成了国富民强的理性根基。胡适作为思想先行者更不例外，其大学理念发轫的内在逻辑便表现为“留学”——“兴大学”——“救国”。他认为留学固然是“造新文明”的重要途径，振兴国内大学则是“造新文明”更为长远的一个方面，“欲革此弊，当先正此反客为主、轻重失宜之趋向，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脑，而以全副精神贯注之，经营之”[8]。总之，在他看来大学之良莠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文化素质与水平，足以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的盛衰。所以“兴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救国”，使本国教育水平与他国并肩而论，承担“学术救国”的任务。

胡适大学使命观念是应现实需要而生的，客观现实基础和深层思维基础都成为其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其一，教育近代转型是胡适大学使命观得以产生的外因。从历史语境下看，当时中国传统教育处于相对封闭的体系之中，以培养官宦之才为主要教育任务，原生的教育体系并不适应近代化进程。反之，以西方自然知识为指向、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的新教育却逐渐兴起。面对传统教育封闭僵化的局面，“为吾国造新文明”的时代之需，加之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意识和伦理道德，所以能够对国事表现当下关怀，指出大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其二，兼具中西文化观念是胡适大学使命观得以产生的内因。处于新旧杂陈的时代，胡适的思想在彼此区隔的中西文化之间拉锯，但自身深邃的旧学功底和多年的留学经验却使他深谙中西文化的特质属性。在文化比较过程中，胡适意识到近代西方强大的原因不仅在于制度层面，而且在于价值观层面，尤其是文化教育。他认为教育的出路在于充分世界化，“站在中国文化的受方来理解自己改造与重铸从而获得新生的问题”[9]。中国与西方国家虽然分属不同的文化疆域，应用不同的文化范式，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实现教育转型，但应坚持以进化观念看待大学教育问题，以改良的态度为国内大学厘定标准。

2.大学性质：“学术文明之中心”(www.xing528.com)

胡适不仅认识到振兴民族离不开文化教育的根基，更进一步认识到大学“学术文明之中心”[10]的性质。《非留学篇》是他这一阶段解答留学、大学教育建设问题的重要文本。首先，他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尚未构建：“吾国今日称‘大学’者若干，然夷考其学科，察其内容，其真能称此名者，盖甚少也。”中国尚缺乏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大学人群，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也没有扎根于近代中国的土壤。在他看来，真正的大学指的是综合各门类的学术机构：“故凡具有各种专门学科合为一校者，始可称为大学。”不仅如此，大学的根本性质在于一国“学术文明之中心”，是传承文明、接受现代文化的载体。其次，他将大学分为四类：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专科学校。不难发现，以学术为中心或以培养实业人才为主的大学都被胡适纳入现代大学的范畴之内。其中，他特别强调国立大学需要国家重点发展，同时必须要设置研究院，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备。1915年，他重提《非留学篇》并强调：“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那么现实层面中则有“固有之文明即于沦亡”[11]的困境。这里的“学问授受之所”与其时国内现行学堂产生分野，开始汲取现代大学精神，带有西学东渐性质。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指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我国更为传统的大学则是一种后备官僚的养成场所），那么现代大学则将增扩人类的知识、研究学问和培养学者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胡适所体认的这种大学已经与传统有所出入，其发展路径是对西方现代教育的现实嫁接，并在此基础之上全力促进大学理念本土化、中国化。

整个留学期间，胡适大学理念建基于“民族国家意识”之上，为中国大学添加现代性因子，并认为唯其如此，教育文化系统会更加整全，中国学术才会昌明。囿于历史条件，他的大学理念论述不多。《非留学篇》是其中标志性的文本，批判性的考察和省思构成了此阶段的显著特征。但自此，大学理念的种子在胡适心中萌发，并不断生根发芽。至于如何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下完成对西方大学理念批判式的挪用则成为胡适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