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列宁、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必须认识到，这只是外因。中国共产党自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才是内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早有认知。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有一些人已经注意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们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功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13]。李大钊在1919年8月同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时就说过：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4]。1920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5]。张太雷在1921年明确提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16]。恽代英在1924年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17]瞿秋白在1927年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18]

第二，毛泽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干革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他在1939年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9]

认清国情为什么极端重要？因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需要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针对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的一些领导人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要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认清国情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一切领导工作的基础。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领导工作的进行，都离不开对基本国情的了解。否则，就必然脱离实际，给革命造成损失甚至失败。毛泽东在1931年1月所写的《兴国调查》前言中提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20]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因此，对于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21]正是根据这种认识，他提出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从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来看，其正确程度完全是与对国情认识的深刻程度相一致的。当党对国情有了正确认识的时候，就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正确的领导。当党对国情还缺乏正确认识的时候，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无论是党在革命还是建设中犯的错误，都是因为脱离国情所导致的结果。

可以看到，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寻不同于俄国的革命道路，即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这种实践，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但这种实践要取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一方面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全党范围内形成共识。

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特别是关于避免套用别国经验、学会把马列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中去、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等理论观点，意味着中共的独立探索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与支持。另外，要在全党范围形成共识，还必须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倾向展开理论斗争。因此，遵义会议后所形成的新的中央集体，利用共产国际七大的有利契机，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思想解放运动。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的错误，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

毛泽东从1936年冬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篇著作，一篇讲战争，一篇讲哲学，主旨都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前者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这些特点所规定的战争指导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指出：“我们应该尊重苏联的经验……但尤其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后者最重要的部分，一是“实践论”，阐明了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批判了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思想超越现实可能的“左”倾冒险主义；二是“矛盾论”。其宗旨就是书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为此他着重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指出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要求人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

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1]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尚元，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2]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之一，上），1985年版，第75-76页。

[3]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之一，上），1985年版，第106页。

[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5]雍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www.xing528.com)

[6]郭德宏：《近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7]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07-208页。

[11]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1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13]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

[14]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35），1919年8月19日。

[15]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4），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6]张太雷：《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17]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页。

[1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646页。

[2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