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列宁和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中共一大确定的党的三大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7]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破天荒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时隔仅一年，党的领导层也未发生大的变动，党的纲领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共产国际起了什么作用？

首先，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在列宁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以俄为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是，中国的国情毕竟与俄国不同，中国等东方国家搞革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早在1919年底，列宁就提出了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8]

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发表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分析了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指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他强调：“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东方各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而过渡到共产主义”。[9]

1922年1月，在列宁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就是中国问题。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从外国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把军阀推倒，把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出席这次会议的张国焘指出：“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在这个新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10]

对于列宁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22年4月，《先驱》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在初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到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中共二大召开前夕，中国应该分两步走的方针已经十分清晰了。中共二大在仍然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为党的最低纲领。这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其次，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改变，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期，鉴于世界和各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本国革命问题能力的增强，以及过去领导工作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改变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重要决定。(www.xing528.com)

季米特洛夫在参与共产国际领导工作后不久，即于1934年7月提出改变共产国际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建议，后经一年时间的酝酿讨论，到1935年8月共产国际　“七大”时正式作出决定。

从季米特洛夫1934年7月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纲要讨论委员会的信、10月给联共（布）中央的信、1935年8月为共产国际七大所做的结论集致闭幕词，以及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8月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等文献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动影响巨大：

第一，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必须改变。到193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已有65个支部，这些支部处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下，要莫斯科对所有这些支部“就一切问题实行领导”是不可能的。

第二，共产国际要转移工作重点，即“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来，而“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在决定任何问题时，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而且一般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

第三，共产国际“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不可以机械模仿，因袭抄写”。要帮助各国党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和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毫不留情地反对“说空话，拘守成规，咬文嚼字以及信条主义等”恶习。

第四，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列宁曾经再三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种给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一个万应的药方”的观点，“等于愚昧无知”。党校不能培养“书呆子，清谈家和引证专家”，他们“必须研究的，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列宁主义生动的革命精神”。[11]

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和精神，中共中央是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得到的。这对中国党内反教条主义斗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最终提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