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据考证，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思想。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首先，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思想就已为中国人所知，这确实是历史事实。

1899年，上海基督教刊物《万国公报》发表了英国人颉德的《大同学》一书节录，首次介绍到马克思及其思想。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报》连载了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一书，其中有专章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2]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等人，纷纷介绍或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思想。朱执信还在文章中全译过《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3]毛泽东曾经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明确指出：“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4]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思想的介绍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其一，介绍很少来自马恩原典，大多是对日本学者论著的转译。其二，介绍大多是零碎的、肤浅的，缺乏系统性，还常有误解和误译现象。一些人在介绍的同时，兼有怀疑和批评。其三，仅仅是作为新人物、新思想来介绍，传播范围有限，影响不大。不难发现，这种介绍仅仅是作为一种新人物新思想的介绍，还未将其作为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广泛传播，或者说中国人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最著名的刊物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国民》杂志，《晨报》副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瞿秋白等主编的《新社会》杂志，国民党的《建设》杂志，张东荪等人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上海国民党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和《星期评论》等。据统计，在“五四”后一年多时间里，这类报刊在全国达400余种，仅期刊就达150多种，遍布全国各地。(www.xing528.com)

二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陆续出规。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外，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文化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恽代英在武汉组建的“共存社”，林育南、李求是在武昌组建的“利群书社”，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建的“觉悟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等，都是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团体。这些团体或出版刊物，或进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讲演会，对扩大马列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1920年4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此前后，报刊登载或单行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即《反杜林论》一部分）。列宁著作的第一篇中译本是《民族自决》（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此后陆续被翻译的著作有《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苏维埃当前的任务》《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全俄经济委员会的演说》以及《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书的一部分。据统计，到1922年为止，先后有近30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发表。

显而易见，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所引起注意方面，与十月革命之前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有原因的：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力，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动去探究马克思主义。第二，中国要从帝国主义奴役下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就要革命、要反帝，而要革命要反帝，就需要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契合了中国反帝革命的需要。第三，五四运动前已经历了一场新旧思想的激战，旧的思想文化遭到怀疑和批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学说的接受和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第四，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阶级条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算起。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5]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家等传入中国的，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当然也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工具之后，才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开始的。[6]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学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当然也存在“中国化”的问题。就这个层面而言，第一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否则就难以解释诸如佛教的“中国化”等问题。但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后算起。我们今天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展开的，如无特别说明和限定，通常都是指第二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