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现象的伦理批判与逻辑解析

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的出场形态从批判思辨幻想起始，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不合理现象，再到批判国民经济学，最后得出实践唯物主义道德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彰显了一种不断结构与建构的理论形态。列宁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主要是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现象批判观点的补充和论证。在著作中，他对帝国主义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作了彻底批判。但在无情地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时，列宁通过浅显明白的事例论证了资本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列宁在批判机会主义的同时，深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等国家伦理。要弄清列宁的国家伦理观，必须明白列宁的辩证矛盾观。列宁在黑格尔思辨方法的启示下，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经验主义对立起来。他批判了马赫的机械主义，提出用物质范畴理解社会空间现象。列宁把哲学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党派。哲学的党性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需求，与阶级立场相连，为阶级的基本利益做辩护。唯物主义作为贫苦大众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他们改变生存困境的迫切需求。唯心主义作为既得利益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他们安于现状的自得心境。列宁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也充满辩证思维。例如，他能根据实际情况，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缓和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并最终提出了一个“农民问题提纲初稿”[6]。当然，列宁从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自己只是多数派，而没有达到全面，并指出社会空间的运动主体是客观事物，而不是矛盾精神。

第二，列宁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各种不合理现象当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批判伦理。列宁将历史辩证法应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危机和俄国的社会空间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列宁沿袭了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他指出，社会空间的各种运动形式都存在着矛盾，而社会运动的原因是内部空间的矛盾。整个社会空间都处于不停的运动当中。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推动了事物的运动，而不是外在的推力，但事物是如何推动社会空间运动发展的，列宁并没有深究。实际上，社会空间运动的原因除了自身，还因为外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处于联系当中。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列宁特意强调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辩证的否定是任何事物都在时刻进行的内在逻辑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为此，他详细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矛盾，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因为其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在他那里，同一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被消解忽视，而斗争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这就为现实的革命斗争做了理论准备。但是，斗争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多数人利益的手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增殖规律的必然逻辑。他阐释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质：垄断结构、金融资本、资本扩张、国际垄断盟约、世界领土割据形成。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就是殖民和压迫。“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7]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之路的同时，也预示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垄断资本主义充分暴露了资本的弊端，从而让革命的洪流提前降临。因此，列宁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而是针对共产主义原则与现实的冲突，重新制定了国家政策。

第三，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直接继承列宁的相关观点。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是其矛盾观的集中展现。虽然，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的一些观点是从苏联哲学教材中借鉴来的，但它并非一味沿袭，而是在结构和建构基础上有所创新。毛泽东详细地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空间的实质和两类不同矛盾的特征。

毛泽东在批判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伦理。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可以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产物。马克思凭借黑格尔的逻辑学对工业社会的资本运作方式做了分析和考察，从而培育了共产主义者对资本增殖的仇恨。把一切事物看作对立状态，是毛泽东的矛盾分析的主导策略。例如，他后来把革命和改良看作是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准，并把反对修正主义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空间的两类主要矛盾。除了继承列宁的观点，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思想还来自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当然，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不只是他的个人成果，而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www.xing528.com)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研究了中国社会空间各个阶级的革命属性，还用《周易》的辩证法论证自己的社会空间矛盾观点。毛泽东既追求理想，又面向现实；既认为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又坚持在战术上重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既坚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又为共产主义蓝图添加了中国元素。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且是人们道德素质的普遍提高。显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空间两类矛盾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知行合一思想实然逻辑发展的结果。他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原则运用到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试图在古老的大地上建立起“人间天国”。毛泽东在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社会矛盾规律体系的整个雏形，并以强烈的使命感，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空间的矛盾现象不应仅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等层次去体察，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社会政治等层次去考察。

毛泽东在批判帝国主义腐败体制的同时，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伦理。在谈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时，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把研究特殊性上升为普遍的方法论，并希望理论工作者摆正阶级立场，去深切体会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是毛泽东为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得出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得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8]毛泽东特别注重继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尤其注重维护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还吸取了儒家的大同思想。在他看来，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总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这不仅是把革命经验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的产物，也是把传统文化和现实理想结合的结果。毛泽东专门阐释了知行关系，写成《实践论》。他还在结构和建构的前提下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进行了重构，这也是马克思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的异质性应然发展逻辑。在他看来，革命的成功是从认识中国这个特殊性社会空间开始的，而实际上，人在认识之前，不可能一无所知。因此，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比较符合主观辩证法。毛泽东提出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社会空间的出场。

总之，毛泽东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遵循了科学的逻辑进路。他把两条路线的对立扩展到整个社会空间，把唯物和唯心的斗争，上升为社会空间批判伦理的主要纲目。毛泽东在理论上得出了正确处理社会两类不同矛盾的论断，但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却逐步转变为以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决社会空间中的各种矛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