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起点：批判伦理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现象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的出场就是从批判前人的社会理论开始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和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作了无情的理论解构。

首先，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幻想，提出了实践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不明智之处就是：把现实社会空间中的矛盾理解成了头脑中的矛盾。马克思解构了资产阶级法哲学的思辨性，指出：“事实上，黑格尔只不过是把‘政治制度’这一概念消融在‘机体’这个一般的抽象理念中，但从表面看来并依据他自己的意见，他已经从‘一般理念’中发展出某种完全确定的东西。”[2]或者说，黑格尔把社会空间中的客观现象形态当成了理念的产物，这就把社会空间中的主客关系倒置了。马克思用具体的社会现实空间取代抽象的空间范畴理念，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对宗教、阶级、国家等社会空间中的范畴作了解构，他认为，宗教批判是一切社会空间现象批判的前提。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就是要为人们找回本真的日常生活空间。他不要虚幻的幸福，而要实在的现实利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德国现实社会空间现象的歪曲反映，对它的批判就是对德国现实社会空间的批判，为此，他很重视理论批判的作用，认为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可以变成改变现实社会空间形式的物质力量。

其次，马克思详细考察了社会空间中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社会空间现象批判的对象首先针对的是宗教、国家、阶级等方面。他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国家伦理观。马克思驳斥了鲍威尔等人在人类政治解放上的片面看法。鲍威尔把犹太人的灾难归于其宗教信仰，不赞成其采取民族解放斗争，在他看来，社会压迫的根源是宗教，宗教这一社会空间现象消灭了，社会压迫就会自动消失。而马克思认为，社会压迫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指出：“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3]这里强调了社会空间世俗现象对宗教的制约性。在他看来道德是自律，而宗教是他律。鲍威尔把宗教解放当作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就是人类解放。因此，在他看来，人类要解放，必须彻底消灭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压迫。马克思则指出，宗教解放不是人类解放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类的解放不在于解除宗教压迫，而在于彻底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对于社会空间现象的消除，黑格尔主张采用改良的方法解决君主和市民社会的矛盾，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必须用暴力革命才能解决阶级的对立。马克思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最主要的实践运用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把对抗视为社会空间形态变化的必备前提。这种暴力夺取政权的观点影响了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的实然逻辑进程。(www.xing528.com)

最后，马克思通过批判直观唯物主义，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道德观。马克思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提出了异化劳动伦理。他揭露了唯心主义国民经济学的神秘色彩。马克思首先对自己的研究与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进行了比较。他一方面指出自己的研究是承继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借鉴了它的方法和思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弊端，即“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4]。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指出自己的研究从当前社会空间的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延续了下来。他批判地阐述了资本的运行方式，探寻了资本的运行规律，对商品拜物教做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力图通过缩短空间距离扩大市场，“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也就是说，资本在运作当中，不断用时间打破空间的限制，以拓展资本的生产空间。空间生产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掀起全球的城市化运动。马克思不是凭借思辨的方法考察社会空间现象，也不是运用各种经验的、虚构的范畴来界定社会空间的本质，而是在实践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及其现实背景中去讨论社会空间的异化现象问题。马克思表明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是人类社会。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即直观唯物主义缺少实践维度，只是从客体角度理解社会空间现象。总之，实践是马克思考察社会空间现象的切入点。马克思凭借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根本没有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精义。马克思认为只能运用真实的物质力量清除现实社会空间的矛盾现象，而无法采取漠视的策略。为了突显暴力流血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把对抗视为社会空间现象的基本形态。

总之，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出场形态，是通过激烈的批判思辨幻想呈现出来的。由此，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摆脱了思辨的迷宫，走上了与实践相结合的康庄大道。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虽然沿袭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但两者还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现象批判伦理很注重思想的实践性、批判性，而对思想的同质性、契合性涉及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