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资本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论证了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无限扩张本性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即资本主义自身体内无法消解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路仍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传承。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拿大学者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提出，消解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因为“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生态灾难。资本主义可能（特别在环保技术本身有利于销售的时候）会提供某些生态保护。但是资本积累动力根本上的不合理性（它使一切都从属于资本自我扩张以及所谓的增长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与生态平衡相对立”[6]。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明确提出：“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7]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对抗性，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研究结论给我们以启发和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同时，亦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在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外商独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对应的生产方式中，资本、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直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对待资本和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8]。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来看，越是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越需要高度关注资本的负面作用，越需要认真思考资本主导的非公有制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资本的直接追求目标是商品价值和企业利润，而不是产品使用价值和劳动者的幸福。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过程中，就其本性而言，资本是不择手段的，全然不顾及对人和自然所造成的异化和伤害。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我国部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目的已悄然发生变化，由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转变成为在竞争中取胜，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诉求。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部分企业和商家不顾一切地节减成本，掠夺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污染和破坏环境。正是由于资本的先天不足及其负面作用，我们不应盲目迷信和崇拜资本。尽管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还离不开资本的支撑，需要资本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和优化资源配置，但我们不能任其泛滥，受其支配，而必须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加强对资本的限制。(www.xing528.com)

在现阶段，我们放弃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并不现实，也是非常错误的，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创造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在继续发挥市场经济利用利益差别机制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同时，有效防止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劳动异化、贫富分化、消费异化、生态危机等消极后果，努力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自由劳动、共同富裕、合理消费、生态文明等积极成果。显然，我国在这一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从根本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加强，就是对原生态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能动改造，就是对社会不公正和生态危机的双向化解。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亦明确提出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不足，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和生态美好。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念，重温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论述，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