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无限扩张与生态环境有限容纳的对抗性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资本主义在自身体内无法彻底消除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相应地亦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无限扩张与生态环境的有限容纳存有对抗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G—M—G”，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标是资本增殖，而非人类需要的满足，商品生产不过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已；资本增殖虽然离不开流通领域，但它不能产生于流通领域，而是生产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绝对性动机，就是无休止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制度，而且第一个目的（追求财富）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满足人类需求）；为了实现永无止境的增殖，资本主义生产永远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前途，都不容许阻碍资本永无休止的自我扩张，因为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相对萎缩而导致的社会需求（消费）不足严重影响到资本主义商品的销售也阻挡不住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步伐。“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www.xing528.com)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资本主义产生是无限扩张的，然而，自然生态环境是有限的，这样，在有限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实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正是马克思主义独特而犀利的研究视角，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明确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自然异化”现象，尽管这一问题和现象当时并不凸显。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充分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自然异化”现象，而且据此对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尽描述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自然环境的衰败和工人生产与生活的肮脏的、令人作呕的环境状况：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250万人的肺和25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4]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死亡率与社会地位的反比例关系，即社会地位越低下死亡率越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毒素对社会地位低下者的侵害远甚于社会地位高的人。当然，社会地位低下而又死亡率高的人主要集中在一个群体——工人阶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出“在大城市中发现的普遍性污染”对人的影响过程，并在其中提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观点。在这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5]。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标志着大工业城市的“普遍污染”视为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和被异化了的普遍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