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道路与前途：技术制约因素分析

俄国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东方社会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与前途问题。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国家的革命运动趋于沉寂，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平稳，而此时俄国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

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就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有所关注，为了深入研究俄国问题，他于1869年开始学习俄文，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观点除了反映在《资本论》和《人类学笔记》中外，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及写给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及草稿是他关于俄国问题的主要文献。恩格斯这方面的研究见诸1875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后来写作的《〈论俄国社会问题〉导言》和《〈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以及他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的通信中。

直接引发马克思思考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前途的是1877年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米海洛夫斯基，他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附注中关于赫尔岑的评论。马克思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误解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指出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差异，他们所要走的道路也不会一样。并且他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26]。显然，马克思已在思考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1881年，马克思应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之请，发表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及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的看法。他在写给查苏利奇的信及草稿中指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这种可能性有一个制约性条件就是俄国能够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物质技术成果，这是建立新社会所必需的。

在马克思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公有制组织，这是集体占有的基础，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较多的私有成分，房屋、园地都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这又使它可以通向资本主义。因而农村公社便存在着两种命运：“或者是它所包含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而且“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27]。在这样的岔路口上，俄国会何去何从呢？马克思认为，由于俄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同一时代，并非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并且随着交通与通信的发达，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俄国完全可以借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物质技术成果，而不必经历漫长的自我孕育过程，以此来实现跨越式发展。马克思反问道：“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呢？”[28]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技术力量是制约俄国发展道路与前途的砝码。但是物质技术仅仅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马克思并不把技术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若要这种必要的条件发挥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就必须有俄国革命”[29]，因为俄国革命可以保证农村公社免遭破坏自由发展，使其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力量。并且俄国革命若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相互促进的话，俄国新社会的基础会更加坚实。“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0]

在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前景上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恩格斯更强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时的物质技术条件。另外，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俄国的历史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联结各地的铁路网建立起来了，现代化的大工业也获得了发展，农民从农奴的地位获得了解放，有了自由，但农村公社的解体也更加深入。因而恩格斯在俄国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上非常谨慎，他甚至不使用“跨越”这个词汇，而是用“缩短”来描述俄国可能的未来发展。“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31]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走入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奠定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问题对于这些国家仍然意义深远。在这方面，俄国、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与试验，取得的成绩不能说不大，但它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努力与攻坚。

本文已发表于《理论月刊》2013年第5期。

[1]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傅扬，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社会发展理论。

[2]杨耕：《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6]《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7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www.xing528.com)

[14]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6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