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研究东方社会，中国便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们关于中国的论述集中反映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时事评论中，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如《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新的对话战争》《中国记事》等。除此之外，在《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及他们的通信中也时常涉及中国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中国是典型的亚细亚社会，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但它的古代文明属于“早熟的小孩”，进入文明社会时还保留着原始公有制，不像希腊人——“正常的儿童”，消灭了原始公有制才进入文明社会。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自给自足，这种结构异常坚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甚至于改朝换代都无法撼动它。因而社会呈现出相对静止与封闭的状态。再加上皇权至上的专制统治使得这种封闭与停滞更加彻底。甚至马克思有时要称中国为 “活化石”“木乃伊”。
但是这种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近代以来被打破了，天朝帝国不得不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必然会带来中国自身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巨大改变。“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13]无疑，引起中国社会解体的主要原因是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对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和非人道深加痛斥。但战争与殖民统治的背后不能说没有技术的推手，技术在东方社会的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他们所重视的。
传统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只是人多地少，必要采用农工相辅的方式，人们的生活才有保障。虽然当时的工业还停留在手工业的阶段，生产力低下，但它是农业的必要补充，若是缺少了它，农民的生活就可能会出现困境。所以中国的农民既是“庄稼汉”，也是“工业生产者”。一般来说，中国人的生活也可以达到“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14]。或许这样的生活程度并不高，但生活是祥和的，自足的，平静的。但后来，英国人来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是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中国的手工业制造品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5]，“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不到一年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传统中国的经济结构受到了剧烈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就是它无法再“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了，它已被卷入了一股洪流之中。“我们看到，中国这个1000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16](www.xing528.com)
确实，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大工业已将中国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又随着交通的发达而更加紧密，古老中国无法再偏于一隅，孤芳自赏，外界使它产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它对世界必将发生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早在写于1953年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就论述了中国的状况将对英国乃至欧洲的影响。随着英国工业的快速增长，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势必需要广大的市场，而“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像过去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17]，“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恩格斯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中国将给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由于受到大工业的冲击，中国的整个经济基础正发生缓慢的但却是“全面的革命”，“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因而将出现大量的剩余人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欧洲，而且是大批的”[19]。中国人就将与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相对而言是很低的，“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人的水平。那时我们欧洲工人的时刻就会到来”[20]。
诚然，被迫打开国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屈辱和苦难，但也引起了中国社会一场真正的革命，而这一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只有消融与外界的隔绝，走上开放的道路，才能迎来文明与进步，而他们对这一天的到来充满信心。“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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