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类别与唯一者：深度解析与讨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分别批判了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在关于人的理解和界定上的差异和局限。鲍威尔将人理解为“自我意识”。在他看来，“自我意识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自我意识是“宇宙”，是“对斯宾诺莎实体之谜的解答”，自我意识“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差别”[8]。在其根本性上，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向近代以来，尤其是康德、费希特以来所开启的作为德国观念论传统的“主观性哲学”的回归。[9]他从自我意识这一主观性概念出发，试图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进行消解。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的这一做法。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只不过是在重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理论观点，只是他试图将“个性”概念“偷运”进来，但没承想，这个偷运进来的个性只不过是“思维中的人的自我区别”的结果，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思辨性的概念抽象。[10]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只不过是“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11]，是“以自我意识和精神”代替现实的人的错误做法，缺乏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12]的认知。

施蒂纳将人界定为“唯一者”。在他看来，费尔巴哈揭穿了宗教的神圣外衣，将人的精神本质收归人自身。但施蒂纳并不同意费尔巴哈的观点，他批判将“精神”等同于人的本质的说法。一方面，施蒂纳认为，不同质的东西不可交融。“精神，即神，不与尘世的东西和尘世关系打交道，而仅仅与精神和精神关系打交道”，“精神是精神世界的创造者”，“精神只有与精神一类即它的被创造者在一起才是实在的”，“精神的创造物”不过是“各种精神”[13]。另一方面，施蒂纳反对将人加以本质化规定的做法。在他看来，作为本质，也即规范性的人的东西以观念的形式加以表征，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纯粹精神性的产物，这种精神性的产物也是精神的一种，它和精神一道归属于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作为一种彼岸世界，区别于尘世的世界。[14]施蒂纳还进一步否定将道德作为人的本质的做法。他认为，以道德规定人和以宗教规定人一般无二，只不过是“在刚刚剥去旧宗教的蛇皮之后，却又重新披上一层宗教的蛇皮”[15]。施蒂纳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点是“每个人均是利己主义者”[16]，这也是施蒂纳对于人加以界定的根本依据。概括来讲，作为等同于“我”的“唯一者”的内涵可以归结于三点：①“我”作为“唯一者”，是一个纯粹孤立的个体；②“我”是“我”的一切的创造者。施蒂纳将“我”看作是“创造性的无”，“创造性”是“我”的根本特点；③“我”高于一切。施蒂纳始终从主体的视角出发，以个体内在的主观世界去审视外在的客观世界，将“我”之外的他者都看作与“我”相对立的存在。

对于施蒂纳，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态度一开始稍有不同。恩格斯对于施蒂纳非常赞赏，认为施蒂纳是“自由人”小组成员中“最有才能、最富独立性和最勤奋的人”。他肯定了施蒂纳对于费尔巴哈作为“类”的人的批判的正确性，并指出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的“利己主义的人”转向共产主义者的必然性。[17]马克思对施蒂纳则一直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在1845年1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恩格斯提到非常赞同马克思对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看法，但非常可惜，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那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看过马克思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信的恩格斯同时提到，赫斯《最后的哲学家》一文与马克思“表明了同样的意见”[18]。这就为推断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态度提供了切入口。在《最后的哲学家》一文中，赫斯将施蒂纳的“唯一者”视为“社会的动物界利己主义”者，其现实表现在“基督教—小商人世界”中达到顶点，自身“不具有任何内容”，唯独具有贪婪的本性，吞噬包括货币乃至“类的人”、人类的“精神”、人类的“本质”等在内的一切“他在”，却从不创造“他在”。这样的自私自利者，将自身设定为类本身，与人类全体处于根本性对立状态。[19]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赫斯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态度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费尔巴哈将人理解为“类”。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人本主义哲学，同时也是一种感性的哲学，将思想和观念的根基重新奠基于“现实的人”，并把“感性对象性”作为“现实的人”的根本特征。他认为，作为主体的真正最实在的存在的人，“从思想之对立物，即从物质、实质、感觉中产生出思想，并且，在通过思维过程来规定对象以前，先就与对象发生感性的”关系。[20]这就点明了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戳穿了形而上学的神秘外衣，不是思想决定现实，而是现实产生思想。费尔巴哈反对形而上学的绝对性和神秘性，主张“真正的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哲学应该把人看成自己的事情，而哲学本身，却应该被否弃。因为只有当它不再是哲学时，它才成为全人类的事”[21]。同时，费尔巴哈认为，“只有有血有肉的、人化了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22]。在新哲学的构建中，费尔巴哈决心“无条件地弃绝一切绝对的、非物质的、自我满足的、由自身汲取素材的思辨”，并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只有借助感官活动才能经常不断地获得的材料上面”[23]。在这一番信誓旦旦的表态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费尔巴哈瓦解思辨哲学的壮志和雄心。他不再沿袭德国哲学家从精神理解人的传统，而是强调人的感性和肉体性本质，把感性看作是认识的起点和真理的标准。费尔巴哈所倡导的感性，是“立于自身之上的、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直接性”[24]，通俗一点说，就是一种直观感受性，中间不夹杂任何中介环节的最直接的感受性。(www.xing528.com)

费尔巴哈对于人的界定虽然较之于鲍威尔和施蒂纳，具有巨大的思想进步性，但也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25]这种人，停留于对现实的人的静态的经验直观的基础之上，只是一种基于生物学层面上的感官及身体的感受，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一种机械性的被动的感受性活动，缺少历史性和能动性。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建立于感性对象性基础上的“现实的人”，只能被看作一种抽象的类，不具有现实性。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其实质上，是作为人的类与自然的一种对立。这种类和自然最终都只能停留于主观设定中，无法落到现实的生活中。从缺少能动性的角度来说，费尔巴哈一度倒退到了康德以前的唯物主义水平。这也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点明的。费尔巴哈认为，作为现实的人，在思维规定对象之前，先就与对象发生感性的、“受动的、领受的关系”[26]。这一观点彻底泯灭了作为感性主体的人的能动性，陷入一种机械的、被动的、静止的感受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在对人的把握方面，虽然具体称谓上有变化，但都没有跳出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实体”“自我意识”“类”“唯一者”“人”都只不过是黑格尔范畴的直接使用或变形。[27]他们虽然认识到了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对世界的统治所导致的人的不自由状态，但他们都把这一受奴役状况的原因归结于人的观念的异化和不解放，因此，试图通过思想批判活动，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替换人类头脑中的错误的现实观念来实现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这些人在根本性上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没有发现哲学观念同现实、思想批判同物质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的认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