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社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角色及其对俄国社会可能性走向的影响

既然“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那么，俄国农村公社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呢？在马克思看来，公社正处在一个喜忧参半的复杂历史环境中。

从喜的方面来看，俄国农村公社并不孤立，它处在一个与西欧资本主义同时代的历史环境中，这为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说，以完整形式保存于全境范围内，而不是以残存的怪物形式零星保留的农村公社始终是俄国广大人民生活及劳动的根本形式，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农村公社及其土地公有制为俄国未来社会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提供了自然基础，首先，“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亦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其次，“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公益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劳动了。”[15]但是，对现代化的集体生产而言，仅仅有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社农民从小地块劳动向集体合作劳动转化过程中必需的一个关键性前提要素——现代化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资料从何而来？显然尚处于农业国发展阶段的俄国自身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村公社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欧资本主义并存的状况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16]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主动汲取与其处在同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积极成果，就有可能通过发展并改造公社的所有制结构，促使公有制战胜私有制而赋予农村公社强大生命力，使其长久存在和发展，并最终作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使俄国社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的道路，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坚信，俄国农村公社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的。这一结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支持，其一，印度的土地公有制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疯狂扩张而被消灭，但是“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17]。其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一路高歌猛进，它正在自己的心脏部位——欧美各国遭到致命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才能终告结束。(www.xing528.com)

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被置于正常条件之下，那它就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然而，令人揪心的是，公社并没能被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它正一天天地走向绝境。“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18]这就是俄国农村公社所处历史环境中“忧”的一面。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写道，强大的利害关系者的阴谋使俄国农村公社生存环境相当糟糕：首先是来自以沙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的压力。为推行工业化和搜刮财政，沙皇政府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将其剥削得一筹莫展。其次，新生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如商业和地产等和传统的高利贷联合起来，随意盘剥公社，使公社几乎喘不过气来。再次，这种外来的压迫盘剥还在公社内部频繁挑起纠纷，这些纠纷不仅激化了公社原已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而且加速了公社内部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最后，更为严重的是，国家靠牺牲公社和农民利益培植起来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各类部门，这些部门不仅丝毫不发展公社的农业生产能力，而且还特别有助于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公社仅剩的一丁点东西。总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剧剥削农民（俄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得发展起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