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而非作为与自然、思维相区别的一个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后者是传统教科书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构成,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被看成是自然领域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或应用,以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优越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具有时间在先性。而没能看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主要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但标题是一个世界观的标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说明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来讲的: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传统观点只是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意义,而没有看到世界观的意义,这是很肤浅的”[12]。正是基于此,刘福森成为国内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但同时他认为也可以把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叫作“实践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因为离开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苏联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是新世界观的基础。[13]所以这种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只能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14]。
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特质的实践辩证法有理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逻辑基础,或者说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实践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为理论前提的。
首先,实践辩证法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表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其历史观,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表现为从一种较低的社会形态向一种较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跃迁。而当问及如何实现跃迁的时候,只能回到现实的人的劳动、生产、实践领域,并借助劳动辩证法、生产辩证法、“工程辩证法”[15]等实践辩证法来加以说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劳动—劳动异化—异化劳动的扬弃,指出人类社会必然要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而进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现实的人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历史的前提,而把物质生产、物质再生产、人口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看成是历史的四大要素,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社会分工的深化,以至于导致强迫分工对人的奴役,进而探讨如何消除劳动者分工来消除人生存的片面化、异化;尤其详细考察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进入交往的普遍化时代,因而共产主义被看成是现实运动而不是某种社会理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达式中明确指出三个层次的辩证关系:第一个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个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三个是社会存在(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指明社会革命这一政治实践产生的必然性与时机,及其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意义。总之,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能量、信息变化的实践能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因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是生产力推定论的,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实践的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不断地改变现实,使现实世界革命化,构成历史发展的逻辑表达式,在这个意义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可能的,它与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相反,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后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前者强调一切观念的东西都是对现实生活的表达,后者主张理性统治历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前者强调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的规律,后者相信历史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www.xing528.com)
其次,实践辩证法是现实的人之自我生成过程。正如怀特海主义者所看到的那样,辩证法是过程论的,也是生成论的。[18]实践的辩证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它凸显了主体性原则,但是以客体性原则为基础的主体性原则,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因此,在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人群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主体在改变客体——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改变着自身,表现为自我的历史性生成过程。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跟随费尔巴哈把自由自觉的实践看成是人的类生活和类本质,并按照以往“科学的逻辑”来定义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等;但也以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其劳动的辩证法超越了费尔巴哈,认为即使人的感觉器官的感觉能力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实践的产物,“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9];……“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20]。就是说,此时马克思已经用感性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历史性地理解人的本质力量,消解人的本质的先在性、先天性和不变的抽象性,主张人的本质力量及其人的一切关系都是随着人的劳动而生成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进而明确提出,“在其现实性上,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用生产来区别人和动物,而且还主张人们生产了什么(产品)和怎样生产(用什么方式生产,如区别了自然的工具和文明的工具),也就是怎样的人。[22]进一步明确人的解放的历史生成性,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在此基础上声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此外,马克思还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三形态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形态。第二个形态为第三个形态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4]马克思在这里突出表达了与社会形态同步的人的生存、发展的三种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对人的依赖性——资本主义社会以对物的依赖性为中介的人的独立性——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这实际上,就是经历了“自然逻辑”的群体本位下的人——“资本逻辑”或“自私逻辑”下的个体本位的人——“自由逻辑”下的类本位的人之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其解释原则是而且只能是实践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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