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实践哲学的典范

无疑，产生于现代性展开与启蒙话语文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现代哲学；如果是实践哲学的话，也只能是现代实践哲学。

首先，从哲学形态学的意义来说，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哲学范式的转向，即由近代认识论和实体论形而上学转向现当代实践哲学。这主要是由其哲学的兴趣和使命所决定的，前者在于“拯救知识”，回答普遍的确定性的知识何以可能；后者则让哲学回归生活世界，试图“拯救实践”，以寻求摆脱人类生存困境的可能方案。正是哲学使命的不同，使得哲学的思维方式、理性根据、理论旨趣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并最终转换了哲学范式，表现为哲学革命。各种领域哲学的兴起构成了现当代实践哲学的不同表达样式，而各种“哲学转向说”也只有回到实践哲学的地基上才能得以说明。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定位，在现代哲学——现代唯物主义、现代实践哲学的范式下来解读才是恰当的。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看，充分体现了新实践哲学——现代实践哲学的特质：

在提问方式上，不再按照科学的逻辑追问世界和宇宙的本原、本体是什么，而是在历史的逻辑下探究社会历史的产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了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由思—存关系问题转向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社会意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

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不再单纯地诉诸客体性原则或主体性原则，而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按照总体性辩证法、实践辩证法，重新考察现实的人与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既看到资本主义的积极方面，也揭示了资本逻辑下的异化劳动、强迫分工以及资本主义深层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并诉诸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一直接动力，来拯救现代性、重建现代性，以终结史前史，进而建设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在理性的诉求上，不再是客观理性、世界理性、逻各斯，也不是主观理性（心灵的思维、主体自我、纯粹理性等），而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理性、交往理性和实践理性，而且借助对以往一切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进而说明人的感觉、意识和理性能力都不过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实践活动的结果。

在理论旨趣上，不再是为思辨而思辨的“解释世界”，而是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终结一切旧哲学，特别是传统的二元论和形而上学。其立足点不再是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马克思的全部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而实际的进展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在“实践”概念的界定上，它不再只是在praxis意义上——目的在自身的活动之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上被理解，或者是单纯的物质实践practice，而是在praxis和practice相统一的意义上被说明，但这种统一却是以practice——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此而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就是说，劳动、生产实践在改变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改变着人自身，并通过实践活动的结果确证和提升人的本质力量。实践活动不仅生成人工世界、人类社会，而且生成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感觉、思维和生产生活能力以及道德审美境界。因此，你是什么，要看你生产什么和用什么方式生产。被亚里士多德传统所忽略的创制、技术生产活动得到了重视，并使其获得了内在的目的性与规范性价值，而非单纯的工具性和手段性。这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区别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键之所在。

最后，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解与阐释理路，特别是对其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性的强调，在社会、历史总体范畴下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主客体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人学辩证法、交往辩证法、具体辩证法的解读，不仅进一步指认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而且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针对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物化的现实，给出寻求拯救现代化、重建现代性的种种乌托邦方案，等等，无一不彰显出作为现代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特征。特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转向，以及生态社会主义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无一不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尽管更多是在praxis意义上。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的理解，要么从马克思主义伦理、政治哲学的维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要么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要么从实践本体论的角度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要么从元实践学的阐释来回答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哲学何以可能；要么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本性；要么从哲学人类学的路径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等等。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方面都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然而，还没有看到现代实践哲学与传统实践哲学的根本差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独特性：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康德传统的实践哲学，也不同于现代西方各种领域哲学的实践哲学。

从根本上来说，建基在“实践”基地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历史的视域下认为，历史是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物质生产是历史产生的前提，生产力则是社会发展的最积极因素，不仅把“实践”看成是现实的人的理论的、伦理的、政治的活动，而且把它们放置在物质的生产、劳动这一最接近人的生存方式基础之上，正是后者曾被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传统所忽略，但却最早为基督教，因上帝是第一个工程师和劳作者而看中劳动的意义与价值，特别是经近代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教使得世俗事务神圣化，劳动作为天职，成为目的在自身的活动；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凸显，尔后经黑格尔对劳动创造人的理解，马克思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劳动看成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人的类生活，把工业和工业产生的历史性存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并且从实践出发把历史看成是劳动、异化劳动和扬弃异化劳动的过程；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用劳动区别人和动物，而且用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作为评价人的依据，还把消除了劳动者的分工看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强调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的劳动应该不愧于人的本性。此外，劳动还被说成是人的第一需要，也是出于劳动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而言的。(www.xing528.com)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阐释必须在历史的视域下把握劳动、生产的实践内涵，及其之于人的生存之存在论意义。唯有在此路径下，才能避免直接把实践作为本体的实践本体论阐发。后者有悖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因为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它反对和终结一切旧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现代实践哲学的解读，其意义在于，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辩证法特质。即现实的人通过劳动、生产等实践活动，从其目的和需要出发，在改变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改变人自身，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人—物—人”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是人根本的存在方式和媒介。一方面，人的生存空间——人化的自然界不断生成和扩展，人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不断丰富；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不断提升包括认识能力和道德情感的不断生成。

必须说明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并不必然得出与唯物主义相冲突的实践一元论的本体论结论。但是，离开了实践的观点，忽略马克思基于感性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理解，就根本无法彻底回答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也只有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命题基础上，才能解决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试图回答但却回答不了的人类社会的客观实践性、物质性问题，而这恰是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对以往旧唯物主义的超越。也就是说，只有在借助于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所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地上，马克思主义才可能成为最完备的唯物主义形态。如果说“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特征”[3]的话，那么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才使得唯物论成为彻底唯物论、辩证唯物论。

把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实践哲学阐发，理解成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是不恰当的。葛兰西从未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称为实践一元论。在葛兰西那里，（现代的）实践哲学不但不同于现代唯心主义，更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一种超越了一切旧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并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哲学。因此，实践哲学是历史性的，也是历史主义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实践哲学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它自身，把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它是一种已经（或企图从）任何片面的和狂信的意识形态要素中解放出来的哲学；它充满着矛盾的意识……甚至实践哲学也是历史矛盾的一种表现。”[4]因此，“实践哲学是以前一切历史的结果和顶点。从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产生出现代唯心主义和实践哲学。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历史主义，但只在实践哲学那里，它才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5]。实际上，这种历史主义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以历史性为主导的历史主义，并给予实践哲学辩证法的本性。同时，这种辩证法从根本来说就是“历史的方法论”——不同于“反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实证主义方法的“历史的辩证法”。

显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解读——（现代）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毋宁说，前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实践基质和实践观点的强调，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同于一切传统理论形态的哲学，而是旨在“改变世界”并最终寻求人的解放，以期拯救现代性的现代哲学。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称谓有助于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旧唯物主义理论空场问题的有效解决，以及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称谓则在于彰显不同于理论形态哲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与旧唯物主义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立场下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着眼于现代意义上所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变革或者说哲学范式的转换。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叫作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进而也可叫作现代实践哲学。

之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再赋予一个新名称，不只是因为现当代哲学的实践转向，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现代哲学，“马克思是西方现代实践哲学的奠基者”[6]；还因为现代实践哲学更容易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和所实现的哲学革命，进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新质，批判并拒斥一切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拉回到旧的理论哲学范式——“理论理路的哲学”（王南湜语）的倾向；再次以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姿态，在去弊的意义上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性。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理路，通过对第二国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作为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实证主义倾向的批判，对第三国际等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倒退的解释——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思想方式，比较准确地回答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问题，并开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特质。

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进而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确立起阶级意识、让自身作为总体才能把握社会、历史的总体，最终成为推动历史进步、变革现实社会的主体，但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照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7]。这样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能在历史领域，是历史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寻求的理论根据。

柯尔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的探讨，阐明马克思主义有哲学而且是现代哲学，这种现代哲学终结了一切传统形而上学，它不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必然地把自身看作像纯粹的批判哲学和不偏不倚的科学一样离开世界并独立于世界的东西，正像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律好像是超出社会之上似的。应当由作为工人阶级的哲学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去同这种意识进行斗争。只有当整个现存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8]。他在文尾引述马克思的话：“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诉求——改变现实，并终结一切旧哲学。

葛兰西则径直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作实践哲学，并批判性、论战性地回答了实践哲学的理论组成、特质、方法论、工作任务等。他认为“实践哲学的理论应当指对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标题下一般所知道的哲学概念的逻辑的和融贯的系统论述”，试图在世界观、哲学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意义上做出回答。同时，葛兰西批评布哈林在《通俗教材》中把实践哲学总是分裂为两个部分：一种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学说，和一种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但是，用这种方式设想问题，人们就不再能够理解辩证法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辩证法从它作为一种认识论、编史工作的精髓以及政治科学的位置上，被贬黜为形式逻辑和初级学术的一个亚类。只有当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新阶段的世界思想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完整和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而实践哲学则在其超越作为过去社会的表现的传统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而又保持其重要要素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如果只是把实践哲学看作臣服于另一种哲学，那就不可能领会新的辩证法，然而，实践哲学却正是通过它（指辩证法）来实现对旧哲学的超越的。[9]而葛兰西在“论形而上学”这一节中，进一步批评布哈林“没有理解形而上的概念，正如他没有理解历史运动的概念，生成的概念，从而辩证法本身的概念那样”[10]，把历史的运动与生成看成是历史的辩证法。可以说，葛兰西把唯物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看成是实践哲学超越旧哲学的根本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指认葛兰西所说的实践哲学内蕴着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重视历史性和历史主义的方法。

因此，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阐发，对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实践哲学，以及为什么如此称谓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