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明显，贫困问题日益严重，1834年制定的“新济贫法”成为维多利亚政府前期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政策。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史学界开始关注“新济贫法”，初期主要从社会福利角度对其展开探讨，偏重于济贫法与英国社会福利制度形成间的关系。如钱乘旦等的《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一书指出，福利国家是通过社会立法来实现的。[1]陈晓律在《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中认为，福利国家的很多特点源自“新济贫法”，其是英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先声。[2]此后，学者们又从社会保障、社会控制等角度对济贫法展开了研究。如在丁建定看来，1870—1914年英国通过各项社会立法实现了由传统的济贫法制度向社会保险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并且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3]而陈日华则强调英国地方政府在处理济贫危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新济贫法”是在吸收地方政府前期改革实验基础上的总结与推广。[4]等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曾就“新济贫法”的评价问题产生过热烈讨论。如毛日清[5]认为，“新济贫法”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而丛志杰[6]则提出了相左看法，他肯定“新济贫法”的颁布与实施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为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提供了一定条件。此后，随着占有资料增多与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对“新济贫法”的评价日趋客观公允。目前，国内史学界基本认同新济贫法制度确实存在诸多弊端，但其曾产生一定积极作用这一观点。如郭家宏、唐艳提出对于济贫院的评价应放在时代背景中并根据它对后世的作用来考察。[7]丁建定也强调客观认识新济贫法制度相关方面历史事实的重要性。[8](www.xing528.com)
此外，丁建定的《英国济贫法制度史》[9]系国内首部关于英国济贫法制度的研究专著，其对维多利亚时期新济贫法制度的出现、实施以及变化过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尤其对这一时期苏格兰济贫法制度的发展给予了关注，该书以及他的《1845年苏格兰新济贫法的颁布与实施》[10]一文，填补了国内关于苏格兰济贫问题研究上的空白。丁建定在其研究中还提醒学者们要关注维多利亚时期大英帝国各地区之间的新济贫法制度存在差异，从而为学界对新济贫法制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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