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学在4世纪对希腊哲学和理性的超越

经过早期教父们极力糅合信仰与哲学的过程，进入4世纪，基督教信仰与罗马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不那么明显，基督教还取得了合法宗教的地位，它遭受迫害和误解的时代已经过去。此时的教父们不需要再致力于用哲学来解释信仰，而转过头来对付另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如何保护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则。

基督教发展至今已经有很多的派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诸多的小教派，他们之间的神学思想有很多细微的差别，但也存在着共同点——即都承认“三位一体”教义。这是基督教信仰的试金石，承认此教义就是基督徒，否则就是异端。“三位一体”教义是指基督教所崇拜的一神具有三个位格。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由四次基督教全体大会确定，分别是：尼西亚第一次公会议（325年）、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公会议（381年）、以弗所第一次公会议（431年）和卡尔西顿公会议（451年）。^[55]其中尼西亚会议最为著名，但这次会议却没能完全解决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冲突。

尼西亚会议主要为应对阿里乌异端而召开。从阿里乌异端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希腊哲学的“神之完美、无限、永恒”观念给基督教信仰带来的麻烦。阿里乌主义认为，既然神是完美的、无限的、永恒的，那么子就次于父，不同于父。因为神的儿子进入了历史，在耶稣的肉身中受苦，倘若子与父同质，那就破坏了神的永恒性和不可变性。因此，阿里乌主义认为子是“受造的”，他晚于父出现，有先存期，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存在。而父却是永恒的，所以子次于父。尼西亚会议斥责了阿里乌主义的观点，并且制定了《尼西亚信经》：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的万物之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子，为父所独生，即由父的质而生，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同体（质）的，天上和地上的万物都使借着他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降临取着肉身并成为人，为我们被害，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56]

《尼西亚信经》并没有完全解决“三位一体”教义的冲突。针对阿里乌主义子次于父的观点，信经强调子与父的统一性，即“与父同质”。但这种过度强调子与父统一性的看法容易走向另一个异端——忽略三者的区别，把父、子、灵贬低为一位神的三种模式或三个方面，即撒伯里乌主义异端。此外，尼西亚信经“虽然对圣子做了准确的界定，圣灵的教义却阙而不论”^[57]。这导致“敌圣灵主义”的产生，否认圣灵与父、子平等，容易演变为“二位一体”论。尼西亚会议留下的问题，希腊哲学带来的“神完美、永恒的观念”与“三位一体”教义如何和谐共生的问题，直到381年君士坦丁大公会议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www.xing528.com)

卡帕多西亚三教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三位教父分别是：恺撒利亚的巴西尔、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和尼撒的格列高利。三位神学家互相认识，其中恺撒利亚的巴西尔是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兄长，而他又是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的同学。两者都曾经在“雅典希腊文化与哲学最著名的学府就读过”^[58]。三者都精通希腊哲学，认同希腊哲学中“神之完美、永恒”的形象，他们在此基础上，对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进行构建，最终推动了君士坦丁大公会议“三位一体”教义的建立。

恺撒利亚的巴西尔主要著有《创世六日》和《论圣灵》。在《论圣灵》中，巴西尔认为“对字词的系统讨论源于异教哲学”^[59]，实际上“圣经在这些词的使用上没有任何差别”^[60]。保罗在《哥多林前书》中说：“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巴西尔认为，“本与他”与“藉着他”区别不大，父也可以“藉着他”，子和灵也可以“本与他”，“作者写下这些话并不是在制定规条，而是在小心地区分位格”^[61]。巴西尔借并没有抛弃“本与他”“藉着他”这些“来源于异教哲学”的词汇，而只是证明这些词汇的使用，并不破坏父、子、灵三位的本质同一与位格区别。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在381年被狄奥多西皇帝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对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所确立的原则发挥过重要影响。他关于“三位一体”的论述见于他的《神学演讲录》，他认为“一神论才不局限于一位格，因为统一性可能是彼此相异的东西合成多元的一……统一性从永恒出发，经过二元论的运动趋向，最后在三位一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含义”^[62]。至于为何要说圣父是生育者，圣子是受生者，圣灵是发出者，格列高利认为“这样表述是出于无奈，因为假若完全不借用可见之物的术语，我不知道还能这样描述”^[63]。格列高利认为，表述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三个位格的统一性。他同时认为父、子、灵同样永恒，不能用时间词汇来表述谁先谁后。

尼撒的格列高利是三位教父中年龄最小的。关于“三位一体”教义，他否定三神论，制定了一个“三位一体”正统神学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在所有的作为上，神性的三个位格都是共同参与的。“至于神的本性，我们同样并未看过父神自己作何了事，而子却不跟他同工，或子在圣灵之外有任何工作。”^[64]

卡帕多西亚三教父在解释“三位一体”教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召开。君士坦丁堡会议谴责子次于父的“次位论”和“一位神三种不同形态的”撒伯里乌主义，并且改写尼西亚信经，增加了关于圣灵的论述。他们没有否认希腊哲学带给基督教“神的完美、永恒”的观念，而是大量地论述了神是如何统一的，又是如何具有三个位格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他们深受希腊哲学和理性因素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希腊文化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著作“一方面带有浓厚的希腊文化色彩，甚至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希腊哲学作品；另一方面却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轴，实质上是带有希腊哲学色彩的基督教神学著作”^[65]。之所以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教会的信仰系统化，并尽可能在逻辑上明确阐述这种信仰”^[66]。但是，卡帕多西亚三教父“三位一体”的神，虽然有希腊哲学中“神之完美、永恒”的形象，但是并不等同于这种神，而是一位完美的、永恒的、统一的具有三个位格的基督教的神。从这方面上来说，卡帕多西亚三教父的神学理论即受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的一种超越。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的俄国神学家提出了不同于哈耐克“基督教希腊化”的观点，而是把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糅合的过程视为“希腊主义的基督教化”。^[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