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世纪时，查士丁将希腊哲学引入基督教信仰的做法被亚历山大城的教父们所继承。北非的亚历山大城此时是罗马帝国的文化中心与学术中心。希腊哲学在此地的影响根深蒂固，1世纪著名的犹太思想家斐洛就生活在亚历山大城，并在这里使用寓意解经法，将希腊哲学与犹太教教义进行糅合。亚历山大的教父们继承了斐洛的做法，走向了一个极端。除此之外，亚历山大城还是一个折中主义之地，希腊思想和东方思想都集中在这里，形成一个折中的总体。这样的环境，使得此地的教父们在糅合信仰与理性时显得得心应手。
克莱门在这条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亚历山大的克莱门主要生活在2世纪末3世纪初，深受柏拉图主义和查士丁的影响，致力于整合基督教思想和希腊哲学。他十分熟悉希腊哲学，“时常借用希腊哲学家、诗人、演剧家和历史学家的论述，对于柏拉图的文章，或荷马和德谟克利特的字句，他都了如指掌”[39]。在《劝勉希腊人》第五章和第六章，克莱门试图论证最伟大的希腊哲学的神就是基督教的神。他先是对早期认为物质是世界起源的哲学家进行批判，接着介绍了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最后他认为柏拉图是更好的导师，他懂得真正的神的尊严。[40]那么柏拉图的智慧从何而来，克莱门说“说到你的法律（就其是正确的而言）和你对上帝的信仰，你还是受益于希伯来人本身”。[41]也就是说，在克莱门眼里，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伟大的神学家也受过神的启示，是“基督之前的基督徒”。
除此之外，克莱门还对理性倍加推崇。他认为理性是认识神的手段。在《劝勉希腊人》中，克莱门说：“即使太阳也不能向我们指示真正的神，只有健全的道和理性才是灵魂的太阳，只有他才能向我们指示真正的神。”[42]在调和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时，克莱门采用斐洛使用过的寓意解经法，他把经文分为两重意义：初级意义和更深的意义。初级的意义就是经文的字面意思，更深的意义则是经文的隐藏意思。经文的隐藏意思只能用寓意解经法来解释。克莱门的思想和解经方法被他的徒弟奥利金所继承，“而奥利金又把它加以系统化，并建造成了一个堂皇的神学大厦”[43]。
奥利金是克莱门的学生。他从小学习希腊古典文化，成年后在亚历山大教理学校任教。在这个过程中，他致力于追求哲学训练，经常拜访一些当时住在亚历山大的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创立者普罗提诺住在亚历山大期间，奥利金曾多次拜访他。
奥利金的作品很多，其中能较好地体现他深受希腊哲学思想影响的是《驳塞尔修斯》。塞尔修斯是2世纪的罗马哲学家，他对基督教的看法代表着当时罗马上流社会的看法。塞尔修斯的书名为《真教义》，在书中，他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全方面地批驳了基督教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塞尔修斯认为认识上帝应该诉诸理性，而不应该诉求启示和信仰。这与基督教注重启示和信仰的传统存在着矛盾。(www.xing528.com)
奥利金在安波罗修的请求下写书来驳斥塞尔修斯的观点。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一个是驳斥罗马帝国受过教育的公民对基督教的误解；另一个则是写给基督教内部受过教育的信徒。这些信徒受过良好的教育，熟悉古典文化，具备较强的思维能力，在对教义的思考中，容易走上异端。为此，奥利金写作此书，目的是“对提出智性问题的基督徒，提供符合圣经的解释，使他们不用去找当时流行的诺斯替教派”[44]。
为了达到这样的写作目的，奥利金需要做到两点：一方面，他所做的解释要符合基督教正统教义；另一方面，他需要尽量运用“提出智性问题的基督徒”熟悉的方式，来解释基督教文本，以至于他们不走向异端。也就是说，如何综合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智慧，使希腊哲学更好地为信仰服务，这是奥利金需要解决的问题。
奥利金强调人的智慧和理性的重要性。塞尔修斯认为基督徒轻视智慧和理性，他说许多基督徒曾说过“此生的智慧是恶的，而愚拙是好的”[45]。奥利金则认为“凭着理性和智慧接受理论比凭单纯的信仰接受要好得多，这话也与圣经相一致”[46]。他重视希腊哲学，把柏拉图主义称为“这世界的智慧”[47]。尽管“这世界的智慧”是“愚拙”的智慧，但却又有利于认识上帝。也就是说，奥利金认为人应该凭借理性和智慧去认识上帝，但这种认识又是不完整的，因此需要“传道的愚拙”，需要启示和信仰。[48]从这里可以看出，奥利金虽重视理性和哲学，但更重视启示和信仰。在他眼里，基督教真理与希腊哲学并不冲突，但信仰要优于希腊哲学。使用哲学、借助理性不过都是要为信仰服务而已。
3世纪亚历山大教父们为了维护信仰、服务信仰，继续在基督教教义中引入希腊哲学和理性因素。这样做虽然调和了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冲突，但这种过分强调思辨的倾向，有时候又会产生不符合圣经思想的观念。神学家德尔图良则反对这种做法，站在了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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