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学术生涯与时代思考：一位学者的往事之路

约恩·吕森　著　尉佩云　译

【作者简介】约恩·吕森，1938年生于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今国际史学理论界、历史教育界以及历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已经被译成英文、中文、法文、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全世界二十多种语言。吕森1966年在德国科隆大学通过研究历史、哲学、德国文学和历史教育获得博士学位。1969—1972任德国布伦瑞克大学哲学助理教授，1972—1974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史学理论研究副教授，1974—1989任德国波鸿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1989—1997任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1997—2007任德国北威州埃森高等人文学科研究所主席，由于他在史学理论、历史教育和德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基础贡献，于2008年获得德国北威州联邦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

尉佩云，男，1988年生，甘肃天水人，博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主要从事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现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当卡勒·皮雷勒要我为《重思历史》写一些自我评价的文字时，我颇感犹豫。但随后我答应了，因为我发现以自传体的方式来反思自己的学术工作是一件富有意趣的事。在接近我人生第80个年头时，是该对人生加以梳理的时候了。但为谁呢？肯定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不愿意在我的主体性当中呈现我所有的个体复杂性。我的沉思与梳理或许能够用于当代史学理论发展史的佐证。从最初开始，我的学术生涯起始于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我以他为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直至今日，我最近的研究项目“历史思考的核心概念”，我一直致力于将历史思考的基础进行系统化、明晰化：历史思考在人文研究中的定位；哲学（以及方法论）在历史学科研究中的影响；在现代性和今日的语境中，以学术化的方式重思“人类历史思考的历史”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与地位。

在科隆大学，我研习德国文学、历史、哲学以及教学论。在这跨学科的学习中，我的主要兴趣慢慢转向文化导向的一般性问题：我们赋予人类世界以及人类主体以意义的方式和准则。

在德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本来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高中教师。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德国学术基金会给予优秀学生奖学金的支持。这容许我以不受常规课程和时间限制的方式，学习尽可能长的时间。由此我才能拓展我在哲学方向上的志趣。

我的学术兴趣和我的个人意愿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想成为教授，并且一直追寻以历史的视角来思考文化导向的哲学问题。在我完成博士论文后，^[1]我在德国学术基金会工作了三年。除了对学生的责任外，我主要的工作是给奖学金获得者们组织学术会议，其中的学术问题一般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探讨。这项工作有机会使我拓展了我的研究，并结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

三年之后，我以助理教授的身份在布伦瑞克理工大学获得了第一个正式教职。此时，我将美学和科学哲学作为我研究的新领域。我想以黑格尔艺术终结观念为题完成我的大学任教资格论文，^[2]但随后我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我有机会将教职转到历史研究领域（1972年）。此后我从布伦瑞克去往柏林自由大学梅尼克研究中心任副教授。此乃是这个著名研究所当时设立的新教职。这个教授任期中，我开始专注于历史理论的思考。当时出现了历史学的学科性危机，并被认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性危机”。

当时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的学生都想成为高中教师，本科课程学位和硕士课程学位是不存在的。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历史作为一门学校学科在公众讨论中备受攻击，质疑其在公民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和功用。出于公民教育或政治目的，新的课程标准中大量削减了历史课程，意图创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需要的符合民主秩序的未来公民。

当时一些主流的历史学家们，比如特奥多尔·施德尔、^[3]维特拉姆、科泽勒克、梅耶、维尔豪斯^[4]等人受到启发，觉得有必要对这些学科挑战加以回应。他们汇集了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主张分析历史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学科构成要素，从而树立并维护历史研究的学术准则，反对将其作为政治目的工具化。我受邀加入这个项目，从1974年开始工作了13年，并出版了6卷《史学理论：论历史知识理论》。^[5]这些学者对历史思考基础维度的反思一直具有浓厚的兴趣，作为工作成果出版了一系列袖珍书。在德国历史研究的史学史、逻辑构成、思想效用方面，这个研究项目的工作使得史学理论成为上述研究方面的基础构成元素。数十年来，它树立了职业概念并开始反思历史研究的基础与地位，反思当时学术语境中历史研究的学科特征和思想状态。

我对这个项目的参与不仅定义了我将作为一个历史理论家开启我的职业生涯，同时也开启了我对历史与历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这遵循着双重的意向：一方面，是我对历史研究的学科特征的尊重与维护，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理性与合理性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历史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它的实践思想功效的批判。

在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实践工作层面，与历史研究在超越学科限制对人类现实生活的重要性这两个层面的浓厚兴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开启了我第一个正教授的职业生涯，这便是在波鸿鲁尔大学的任职（1974—1989年）。在此我试图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经验、实践概念来运作，将历史教学法设立为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些概念都是以“历史意识”为基础并分为三个维度。对历史研究基础的反思、对历史研究学科特征的归纳（或者更广意义上的“科学特征”）、对历史研究在教育和公众生活中文化目标的系统化思考，这一系列的导向决定了我未来的工作。我就此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3卷本《史学理论纲要》。^[6]我通过研究19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学，将这种系统化方法与历史思考相结合。^[7]历史教学法是学术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教育界之间的桥梁。我当时主要的兴趣在于构建一套复杂的历史意识理论，它包括在各个国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经验状态。^[8]

随后我转任至比勒菲尔德大学（1989—1997年），担任通史和史学理论教授，并在跨学科研究中心担任4年主任职务。我将历史意识与对历史意义的赋予程序作为我的研究主题。^[9]由此我和沃夫冈·科特乐^[10]和恩斯特·舒林一起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史学发展的学术会议。^[11]在这诸多的研究项目中，我看待历史的视域、对它的逻辑理解、它的文化功能与历史发展都得以拓展。非西方传统和当时关注的话语融合在一起，通过这种融合，跨文化交流和比较在反思历史思想的基础及其发展中得到了体现。^[12]

在我任职埃森文化研究所主席之后（1997—2007年），我得以更加强化并具体化实践这类跨文化的历史思考方式。这不仅仅局限在历史研究领域，而是扩展到整个人文研究领域。在2005—2009年间，我组织了一个关于全球化时代人文主义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由墨卡托基金会所支持，这便是“全球化时代的人文主义——文化，人性和价值观的跨文化对话”。^[13]因此，我的元理论的研究兴趣被扩大并得以扩展。通过对人类文化本质的追问，以此作为基础来思考如何理解人性，这在我看来是以理解历史为中心来理解人类世界。

史学理论与跨文化的人文主义是内在紧密相连的。如果把传统形式中的历史哲学作为过去事件总体的概念包含在理论中，那么后者就必须思考是什么构成了经验证据的范畴，即我们常说的“历史”。我认为传统历史哲学对此的回答仍然是有效的：历史的统一由人类的（人类学的）统一所构成。它的时间性（或历史性）的构成是通过人类生活中人类学综合的驱动力来改变所处的世界。所以，历史可以从质料历史哲学的角度定义为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发展。

我对理解“何谓历史”的兴趣就在于人类发展或进化的一般性和基础性问题；在于对这种进化的认知的可能性，还在于这种认知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历史研究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并实现认知所需的领域。据我理解，史学理论就是从上述这个复杂的角度来反思，处理历史的经验证据、认知需求和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它综合历史哲学（分为三个类型：质料历史哲学、形式历史哲学与功能历史哲学，尽管这三者之间没有综合）、认识论、方法论、叙事学以及历史在人类实际生活功用方面。通过这个复杂的结构，使历史哲学和历史教学论具有了紧密关系。这也使得历史在人类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和历史知识的用途被倍加质疑。我一直试图对上述领域做出突破，我想以现代史学研究的方式来探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传统思维。^[14]

回顾我迄今60年的学术生涯，我不禁要问这取得了何种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呢？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埃森文化研究所的“跨文化的人文主义”研究项目影响力最弱，而这不仅仅在西方如此。人文主义被认为是彻底的过时了的事物，而这对人性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不论他们做什么，处理人类文化、理解人类文化的本质——我很好奇的是，上述理解活动不涉及人文主义是否可能？至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文主义是作为人文研究的学科和解释学的方法起源而存在的。

我在史学理论领域的被接受度是很复杂的。起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工作在德国历史研究领域是被忽略的，只吸引了有限的目光。这在国外却是另一番光景，在拉丁美洲，比如巴西等地，我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在美国也具有相当的关注度，我总是能够在会议和报告上陈述我的观点。

而我在历史教学论方面的接受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从我开始步入这个学术领域我就发现我的兴趣、接受度和学术流传度非常正面。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历史教学论领域的著作在近十年来仍然在引起讨论（当然伴随着批评）。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教学论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学术视野。在处理人类过往经验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及其叙事活动，被认为是研究历史学习和历史教学程序的绝对基础。这不仅用于学校的历史教学，而且也用于整个社会中历史文化的角色与定位。在自我反思中，我认为我的史学理论为我的历史教学论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

随后历史记忆话语的广泛传播，俨然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主导方向。历史记忆话语随后进入历史教学论领域，开始取代历史意识话语。由此历史教学论领域的历史意识问题被彻底地忽视了。虽然说，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话语得到综合，在人类意识“处理过去”和“导向未来”的过程中都投入了目光。对我而言，历史记忆话语展示了历史哲学的功能性维度，它作为历史哲学的一部分，和质料的历史哲学、形式的历史哲学一起构成了历史哲学的完整领域。对这三个领域的调适梳理是当前历史哲学领域极为重要的任务。^[15]

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史学理论在跨文化沟通中的角色和定位问题。由于西方式的反思和处理历史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不可避免地我们要对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观念敞开怀抱。然而，在这种批评中主流趋势是由意识形态偏见所主导的，这是我们应该拒绝的。我就此想到的是历史研究在现代化这个大趋势中，对其中的构成元素、结构乃至发展的拒绝与疏离。在此，作为对文化导向的特殊性与个别性的压制，任何形式的普遍性都被拒之门外。

我们倾向于忽视上述导向中存在的民族中心主义（通过贬低西方传统，在塑造未来历史研究导向时让非西方传统来扮演引领角色）。但跨文化的交流应该由对历史研究中民族中心主义逻辑的拒绝，以及对这种逻辑的驯化与文明化的发展策略来引导。由此，以一套普世性的人文价值为引领，对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或许能够得以加强。(www.xing528.com)

全球化的过程需要全球化的历史观念，这就是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认知与整合。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类学的普世主义的基础之上，或许才能够整合历史文化在不同时空中的多元性；或许才能够为相互认同准备基础条件，并就人类文化的历史维度进行有创见地思想辩论。

那么我的工作还剩下什么？史学理论能否成为历史研究中制度化和学科化的必要部分，这仍是开放的问题。我一直感觉自己和德国的“历史知识理论”的传统深深联系在一起，并且对此心存感激（“Historik”翻译成英文词汇是最好的）。在历史研究这个领域中，我确立了我的学术生涯并且耕耘超过40年了。但是现在史学理论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似乎消失了。起码在德国的情形是这样，所有的关于理论研究的学术职位被抛弃了。在我的国家的公众讨论中，历史研究同时失去了它对自我理解、自我形象与所处地位的声音，这只是偶然的吗？历史是否已经彻底落入专家之手，成为仅着眼人类过去的有限领域？谁该对历史这般如此的认知方式和它在公众中的角色负责呢？因此，全球化的挑战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历史研究的形式（起码在德国如此）。非西方的历史在大学和中学的课程标准中也没有获得一席之地。

历史教学论成为史学理论的一个缩减版。但由于它的学科地位和新兴的次属学科，即所谓的“公众史学”紧密相关，由此学术研究的历史，它在可见的公众参与中话语的丧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

至此，还有一个一般性问题没有谈到。这就是在人文研究中近期出现的“转向”趋势。他们承诺将在认知层面取得进步。而其中一些转向暗示着，人性不再处于它原本的中心——人是作为他自身文化产品的产物而存在的。“后人类”或“后人文主义”是它们的标签，相伴随的是对“物种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严厉批判。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内在的人文主义似乎已经被弃置了。但尽管如此，人文科学研究所需的人类世界的意义仍然是由人类所提供的。如果没有人类中心的基础，历史思考将会失去它在现实人类世界的生命力。如果将人类赋予他们自身及他们世界以意义的能力加以消除，代之以其他的历史“中心”的话，这将是对所有人文学科中通过解释学赋予意义的努力的一种威胁。我想，布克哈特仍然是正确的，正如他在历史研究的报告中所言：“然而，我们已经从我们所能接受的那一点出发，这是一切事物的永恒中心——人类的痛苦及奋斗。就像他过去、现在以及永远所做的那样。因而，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将会是病态的。”^[16]

【注释】

[1]Begriffene Geschichte，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ohann Gustav Droysens，Paderborn：Schöningh 1969；2nd ed.Frankfurt am Main：humanities online 2008.

[2]Rüsen，Jörn：Die Vernunft der Kunst-Hegels geschichtsphilosoph¬sche Analyse der Selbsttranszendierung desÄsthetischen in der modernen Welt，in：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80（1973），pp.292-319，revised version in：Rüsen，Jörn：Ästhetik und Geschichte.Geschicht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Begründungszusammenhang von Kunst，Gesellschaft und Wissenschaft.Stuttgart：Metzler 1976；2nd ed.Frankfurt am Main：humanities online 2008，pp.30-61.

[3]吕森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西德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理论家。——译者注

[4]当代德国历史学家，原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译者注

[5]Vol.1：Koselleck，Reinhart；Mommsen Wolfgang J.；Rüsen，Jörn（eds）：Objektivität und Parteilichkeit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1977；Vol.2：Faber，Karl-Georg，Meier，Christian（eds）：Historische Prozesse，1978；Vol.3：Kocka，Jürgen；Nipperdey，Thomas（eds）：Theorie und Erzählung in der Geschichte，1979；Vol.4：（Lutz，Heinrich；Koselleck，Reinhart；Rüsen，Jörn（eds）：Form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1982；Vol.5：Meier，Christian；Rüsen，Jörn（eds）：Historische Methode，1988；Vol.6：Acham，Karl；Schulze，Winfried（eds）：Teil und Ganzes.Zum Verhältnis von Einzel-und Gesamtanalyse in Geschicht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1990.

[6]Historische Vernunft.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Die Grundlag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3；Rekonstruktion der Vergangenheit.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I：Die Prinzipien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6；Lebendige Geschichte.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II：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historischen Wissen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9-now available in the internet joern-ruesen.jimdo.com.

[7]Jaeger，Friedrich；Rüsen，Jörn：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Eine Einführung.München：C.H.Beck 1992；Konfigurationen des Historismus.Studien zur deutschen Wissenschaftskultur.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1993.

[8]Borries，Bodo von；Pandel，Hans-Jürgen；Rüsen，Jörn（eds）：Geschichtsbewußtsein empirisch.Pfaffenweiler：Centaurus，1991；Borries，Bodo von；Rüsen，Jörn（eds）：Geschichtsbewußtsein im interkulturellen Vergleich.Pfaffenweiler：Centaurus，1994；Rüsen，Jörn（ed.）：Geschichtsbewußtsein.Psychologische Grundlagen，Entwicklungskonzepte，empirische Befunde.Köln：Böhlau，2001.

[9]Müller，Klaus E.；Rüsen，Jörn（eds）：Historische Sinnbildung-Problemstellungen，Zeitkonzepte，Wahrnehmungshorizonte，Darstellungsstrategien.Reinbek：Rowohlt，1997.

[10]当时东德柏林学术委员会（Eastgerman 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s）下属的史学理论研究机构的主席。——译者注

[11]Küttler，Wolfgang；Rüsen，Jörn；Schulin，Ernst（eds）：Geschichtsdiskurs，Band 1：Grundlagen und Methoden der Historiographiegeschichte.Frankfurt：Fischer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1993；Band 2：Anfänge modernen historischen Denkens，1994；Band 3：Die Epoche der Historisierung，1997；Band 4：Krisenbewußtsein，Katastrophenerfahrungen und Innovationen 1880-1945，1997；Band 5：Globale Konflikte，Erinnerungsarbeit und Neuorientierungen，1999.

[12]Rüsen，Jörn（ed.）：Westliches Geschichtsdenken-eine interkulturelle Debatte.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9，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Chinese；Gottlob，Michael；Mittag，Achim；Rüsen，Jörn（eds）：Die Vielfalt der Kultu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8.

[13]这个研究项目的结果呈现为两个书系：“Being Human：Caught in the Web of Cultures.Human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ed.by Jörn Rüsen，Chun-Chieh Huang，Oliver Kozlarek and Jürgen Straub，20 Vols；“Reflections on（In）Humanity”，edited by Sorin Antohi，Chun Chieh Huang and Jörn Rüsen，8 Vols.See Rüsen，Jörn（Ed.）：Perspektiven der Humanität.Menschsein im Diskurs der Disziplinen.Bielefeld：Transcript，2010；id.（ed.）：Approaching Humankind.Towards an Intercultural Humanism.Göttingen：V＆R unipress，2013.

[14]Historische Orientierung，Über die Arbeit des Geschichtsbewusstseins，sich in der Zeit zurechtzufinden；2nd ed.Schwalbach/Taunus:Wochenschau，2008；Historisches Lernen.Grundlagen und Paradigmen.Mit einem Beitrag von Ingetraud Rüsen；2nd ed.Schwalbach/Taunus：Wochenschau，2008.

[15]Idee einer neuen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in：Jüttemann，Gerd（ed.）：Entwicklungen der Menschheit.Humanwissenschaften in der Perspektive der Integration.Lengerich：Pabst Science Publishers，2014，pp.41-48；Sinn und Widersinn der Geschichte-EinigeÜberlegungen zur Kontur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in：Langthaler，Rudolf；Hofer，Michael（eds）：Geschichtsphilosophie.Stellenwert und Aufgaben in der Gegenwart.Wiener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46/2014，pp.9-26.

[16]Burckhardt，Jacob：Force and Freedom.Reflections on Hist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43，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