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单独进行币制改革说明了李滋罗斯方案的失败。
李滋罗斯失败的原因从英国国内来看，首先是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外交部虽然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中日和英日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却主张采取回避矛盾的消极政策；而财政部则主要是从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实现更多的权益出发，主张采取比较积极的对华政策，但是财政部对日本存在既想遏止其无限制的对华扩张，又存在着与日本妥协合作的幻想。其次还因为财政部对当时中日矛盾激化下的远东各主要力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没能够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外交部和财政部的矛盾以及财政部对远东形势的错误判断，导致李滋罗斯方案开始就遭到日本的反对和中国的冷遇。尽管后来，李滋罗斯根据局势的变化对方案提出了调整，如从顾忌日本的态度到决定撇开日本的反对，从主张联合对华贷款援助到后来主张英国单独对华贷款等。可是，英国当时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各自对远东局势的判断，决定了李滋罗斯的调整方案也必然会遭到外交部的反对，也必定会遭到财政部的否定。正像后来外交部官员普拉特在总结李滋罗斯事件时说：“财政部认为他们比我们外交部能更好地执行远东政策。财政部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在实行一种改正我们的错误的方法，认为我们的错误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种英国在中国竟然有两个大使的做法，是致命的……我们已经极力满足财政部的观点以避免部门冲突，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公开地说远东的政治行动是英国大使的工作，而不是李滋罗斯的工作的时候了。”[24]值得一提的是，李滋罗斯的经济方案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是他仍在继续关注中国币制改革，同时李滋罗斯也非常关注中国华北地区政治事态的发展。11月22日到12月10日，他考察北京和天津，与中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许多人士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对日本策动的企图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没有一个中国人支持北方的自治运动，也没有人相信华北的民众有自治的愿望——至少我从未遇见过。”[25]他关注华北事态对英国利益的威胁：“英国政府完全有理由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阻止华北各省的分裂，这种分裂显然会严重损害英国的重要商业利益。”[26]李滋罗斯作为英国政府的财政顾问，却对华北事态发表了如此尖锐的观点，这引起了英国外交部很大的不满。他们抱怨李滋罗斯超出财政范围，商谈和处理一些非财政的重大的政策问题，外交部还经常收到来自其驻华官员如贾德干等人的抱怨。外交部副次官威斯利也认为李滋罗斯的言论具有高度政治性，而这与他的身份是很不适合的，威斯利反问：“难道我们在中国有两个大使吗？”[27]12月12日外交部电告李滋罗斯：“您应该保持克制的态度，避免任何可能不适当地引起日本疑虑的言论。这是非常重要的。”[28]但是，李滋罗斯依然认为，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严重威胁到了英国的地位和利益，英国政府应当对此坚决地向日本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还曾经就日本反对南京政府、操纵冀察当局脱离南京政府发出过言辞强硬的质问。
1936年6月23日，李滋罗斯根据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决定，离开中国返回英国，他的远东之行至此结束。
综观1933—1936年间英国远东外交政策无论是对日政策还是对华政策的酝酿、制定和实施，深刻地表现出了外交部和财政部的矛盾和分歧，他们处于国家不同的管理部门，出自各部门利益不同的考虑，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打上了自己的深深的烙印。但是，在当时险恶的远东形势下，他们在政策制定上的这种差异和分歧，使这一时期的英国远东政策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并且更严重的是它为远东形势日后的进一步恶化埋下了祸根。
【注释】
[1]Gill Bennett，“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3-1936”，Modern Asian Studies，March 26，1992，p.547.
[2]Gill Bennett，“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3-1936”，p.548.
[3]Gill Bennett，“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3-1936”，p.548.
[4]Rohan Burler，M.A.and J.P.T.Bury，M.A.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以下简称为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p.187-188.
[5]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p.187-188.
[6]Gill Bennett，“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3-1936”，p.553.
[7]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8]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第60页。
[9]Irving S.Friedman，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1931-1939.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p.52.
[10]Stephen Lyon Endicott，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Lond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75，p.94.
[11]Stephen Lyon Endicott，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Lond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75，p.94.
[12]Stephen Lyon Endicott，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p.106.(www.xing528.com)
[13]Stephen Lyon Endicott，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p.108.
[14]Gill Bennett，“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33-1936”，Modern Asian Studies，1992（3），p.550.
[15]Stephen Lyon Endicott，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London：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75.p.570.
[16]Gill Bennett，“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33-1936”，Modern Asian Studies，1992（3），p.550.
[17]Stephen Lyon Endicott，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p.113.
[18]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03.
[19]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13.
[20]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13.
[21]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06.
[22]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12.
[23]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30.
[24]Gill Bennett，“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3-1936”，p.567.
[25]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92.
[26]Stephen Lyon Endicott，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pp.126-127.
[27]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689.
[28]DBFP，Second Series，Vol.20，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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