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斯托雷平的环保行动

斯托雷平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改革传统的农村社会基础，以便形成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罗斯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转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走上了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道路。1906年11月开始的农业改革主要目的是摧毁村社，建立以私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民经济。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果真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在俄罗斯历史上空前绝后，以至于直到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越，1913年俄罗斯的小麦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产量占1/2，大麦产量占1/3，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记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斯托雷平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的，列宁曾评价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贯穿着纯粹的资产阶级精神”。

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方式是极不公平的，正如维特所抨击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一战前俄罗斯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关系的紧张加剧为代价的。斯托雷平破坏农村公社的改革产生了新问题，激化了老矛盾：破产的农民已经不能指望村社的帮助；在许多中央省份，有严重的缺地现象，破坏村社使部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加速；富裕农民与贫困农民的对立使农村缺乏稳定。

由于两次改革中的“割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村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立农村公社。这种社会诉求是由俄罗斯广大农村内部的平等意识所决定的，当时所展开的“自发夺地斗争”并没有革命政党的组织，所有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一战后期，农民在村社的组织下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自行分配土地，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不到10％的基层机构听命于政府。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构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农民从“回到村社”的宗法角度接受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客观上加强了左翼激进主义阵营的力量。

农民既可能是现存秩序的坚固堡垒，也可能是革命的潜在力量。农民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完全取决于现存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们的想法，满足他们切身的经济利益。这些要求通常都集中在土地、赋税等问题上，只要土地的占有状况比较公平，并能维护农民的生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假如土地占有状况不公平，农村民不聊生，那么革命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很有可能的。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租税的农民更为革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全然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

有人认为，所谓的“十月革命分给农民土地”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十月革命前农民以传统村社为组织基本上完成了“自发夺地”的过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此表示首肯，而临时政府虽然也同意农民的主张，只是认为应该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后，由国家行政部门有秩序地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1917年革命的农村背景。(www.xing528.com)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了村社，他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也给十月革命埋下了伏笔——移民政策。由于瓦解村社、独立农庄以及现代化农场的建立，失地农民增多，斯托雷平便从中部地区向西伯利亚大量移民，从经济上讲，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于依赖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抵制移民，而且，移民组织不完善造成了“回流”，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回到原籍已无立足之地，便流向城市成为流民无产阶级，这些人便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改革家斯托雷平因其主导的“大改革”得罪了几方面的势力，1917年斯托雷平被革命民粹派分子刺杀身亡。

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史学界对斯托雷平的评价发生了180度转变，他不仅被塑造成杰出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是“个体农民的保护人”。很多人认为，如果历史能够提供足够的时间，斯托雷平的道路是能够走通的，“只是世界大战把一切都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一战，就不会有二月革命，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很多史学家都同意，是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重负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垮台。

1917年初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地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罗斯在1905—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且，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貌似强大的沙皇政权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