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7年的革命与宪政改革历史分析

1905年俄罗斯爆发了革命，革命的导火索是和平请愿造成的“1月9日流血星期日”。1905年8月日俄战争失败，维特一边忙于日俄和约在国外奔走，一边应付国内的革命运动，保守派一度得势。维特被官僚贵族阶级认为太“左”、太软，于1906年被迫辞职，斯托雷平继任内务大臣。沙皇下决心镇压革命，最后，革命失败。

1905年俄历10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发表了《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声称：确保人身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选举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这标志着沙皇首肯了自由主义坚决主张的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因此《整顿国家秩序宣言》被看作是俄罗斯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专制制度终于被打开了缺口。

1906年4月，国家杜马颁布了宪法性质的文件《国家根本法》。其中规定：行政权全部属于全俄罗斯皇帝，立法权则由“沙皇与国务会议、国家杜马共同行使”；又规定：“任何新法令未经国务会议与国家杜马同意不得产生，未经皇帝批准不得生效。”

可以说沙俄在19世纪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修修补补以后，终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俄罗斯社会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从1906年到1917年，俄罗斯一共历经四届杜马，第一、二届杜马是自由主义主导、左派力量不断上升的杜马，曾被列宁称为“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但只存活了3个月左右。俄罗斯出现了100多个政党，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

杜马开始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906年11月杜马拒绝接受斯托雷平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www.xing528.com)

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以杜马内社会民主党团企图“推翻国家”的罪名，要求剥夺55位社会民主党代表资格并强行解散了第二届杜马，这就是史称的斯托雷平反动的“六三政变”。政变后，根据新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届杜马，是唯一一届任满法定五年任期的杜马。

苏联时期，对这届杜马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它被认为这是沙皇的“反动的黑帮杜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东欧剧变以后，由于新的俄罗斯杜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和法统渊源，又开始大肆赞扬肯定这届杜马，被誉为“俄罗斯走向法制化的标志”。平心而论，这届杜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五年时间一共审议了2434项法案，其中有2197项被沙皇批准成为法律，教育拨款该届内翻了一番，农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1912年11月第四届杜马的代表派别构成基本延续了第三届杜马。很快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2月26日沙皇颁布停止国家杜马活动的法令。

俄国在现代化的程度上与西方先进国家，即使是后起的德国、日本比较，亦相去甚远。就政治制度而论，英美国家早在18世纪即已建立了虚君式立宪君主制和共和制，贯彻了资产阶级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它们都是比较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俄国的半立宪式的沙皇政治体制与上述两国不可同日而语。德国、日本与俄国同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就其民主化的程度而言，俄国亦不及它们。德国早在1871年即通过了帝国宪法（这比俄国早了30多年），至少从理论上确立了代议制机构。由于实行了普选权，这就使帝国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合法活动的讲坛，它必然给帝国政治以一定的影响。尽管皇帝仍是最高统治者，但联邦议会首相所拥有的权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可与英国首相媲美（俾斯麦在首相任上对国家实行强有力的领导达20年之久）。日本也早于俄国10多年颁布了《明治宪法》，宪法确定天皇为国家主权和统治权的渊源，所有权力组织均以天皇为中心。但宪法承认国民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信教的自由。宪法还规定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裁判所三个机构行使。

直到20世纪初，俄国才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法》。俄国沙皇拥有超过德皇和日皇的权力：任免大臣、签署颁布法律、宣战媾和与决定对外政策。杜马没有对政府大臣和国家预算的控制权，况且，杜马体制举步维艰。第一、二届杜马被政府提前解散，而根据新选举法召集的第三、四届杜马则在沙皇《十月宣言》及《国家根本法》的基础上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