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开始实行一场历史性的“大改革”，开启了俄罗斯在沙皇专制制度下的防卫性、局部性的现代化进程。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核心是废除农奴制，此外，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改革，内容涉及财政、教育、新闻出版、地方自治、司法、军队等重要部门。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各项改革大大加速了俄罗斯社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俄罗斯现代化的基础。在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以后，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发展速度是令世人瞩目的。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二十多年正是俄罗斯进行工业革命的重要时期。在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俄罗斯只有一条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干线，全国铁路总长不过965公里，而到1881年他去世时，已经猛增到22525公里，相当于1855年的二十多倍。在传统的封建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铁路建设具有如此速度，无疑意味着国家经济的普遍高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罗斯工业革命即宣告完成，为日后工业的进一步高速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国内和苏联史学家虽对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对改革后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却颇为赞赏，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在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欧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

但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也存在诸多问题，对此后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农奴制改革不彻底。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是国家、地主和农民各种对立利益之间进行复杂的协调、折中的结果。政府被迫对地主做了多种多样的让步，没有这些让步要和平解放农民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解放农奴的法令存在许多缺点和具有改革明显的不彻底性。法令规定把大约一半土地留给了地主，只把另一半土地分给了从前的农奴，而且后者还须为他们所获得的土地付出赎金，以赔偿前者所受到的损失。另一方面，农民虽有了一半土地的所有权，但这些土地并没有成为他们的私产。这些土地一经赎回，就变成了村社的集体财产，村社能够把一定的土地重新分配。村社保留了连环保，集体负责向国家纳税和交纳赎金，故它可以阻止农民从村庄迁走，以免让那些留下来的人负担全部赎金。这样，俄罗斯农民在解放后仍没有充分的个人行动自由，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法律义务上，都受到村社的约束，就像当年他们曾受到他们的主人约束一样。

当然，亚历山大二世所采取的改革的“中间”道路，还是近乎最适宜的选择，因为即使不彻底的改革也总比农民暴动要更能为社会所接受。这样大的社会结构的变革，至少暂时在俄罗斯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乱（包括皇位的动荡、贵族和农民的大规模反抗）。改革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相互妥协，故它很难是彻底的。而革命是各种政治力量间难以或不肯妥协的产物，其结果固然彻底，但它却是以社会动乱和流血冲突为代价的。^[1]

其次，政治领域的改革很有限。从政治制度角度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向民主制度及其特征过渡，如权力机关的选举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制，人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地方自治，自治的公民社会等。俄罗斯在农奴制废除后很快就开始准备司法改革，正如这项工作的一位参与者所指出的：“在农奴制下实际上并不需要公正的法庭，那时地主就是真正的法官（在农奴事务方面）……2月19日法令终止了这头号规则……这时无论是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任何有秩序的国家，都急切需要司法的尽快公正。”^[2]1864年11月20日颁布了《司法条例》，宣布帝国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法官独立于政府且终身任职；确立公开与独立的诉讼程序，法院受理案件实行陪审员制；设立律师制，检察官与律师享有同等地位。司法改革不仅使俄罗斯司法制度接近了先进的欧洲模式，而且为形成俄罗斯社会的法制观念建立了现实条件。

法律观念总是与政治观念紧密相关，要向法治国家推进，还需要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过对这种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并没有充分准备，他自己也不愿意改变沙皇国家制度的基础，而仅希望对权力机构的传统方式进行局部改善。由于当皇太子时就深知官僚制度的专横，加上当时自治思想风行于俄罗斯社会，亚历山大二世决定以地方自治来抗衡官僚政治。斯拉夫派杂志《俄罗斯对话》的编辑A.科舍廖夫曾这样表达自由主义者圈子对政治改革的观点：“对于不断产生和受到庇护的官僚体制，想逐步和部分改革是不可能的。应当从根本上除掉这一祸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或者是通过流血的革命，或者是通过沙皇与人民之间的、完全的团结一致。”^[3]他建议在莫斯科召开全俄杜马（议会），作为人民代表机构。如果自由主义者的愿望能够实现，那么俄罗斯就朝君主立宪制迈出了重要一步。可无论是亚历山大二世，还是来自高级官员的改革者都没有这样的魄力。领导地方自治改革和新闻检查改革的内务大臣A.瓦鲁耶夫担心的是，人民代表机构能够“束缚政府的双手”，这种意见也深得亚历山大二世本人赞同。^[4]

1864年1月1日沙皇政府颁布了《省、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规定在全国设置省、县两级地方自治机构。由地主、市民和农民这三个等级选举的代表组成地方自治会，再由各自治会推选代表组成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自治局的权限是主管当地教育、医疗卫生、公共福利、社会救济、食品供应、道路维修、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监管牢狱、编制统计报表，等等。地方自治局的活动为改变当地落后的生活条件和陈规陋习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它没有政治权力，一切听命于省长的裁决，仅可以向政府提出请求，更没有立法创议权。国家不允许各省的地方自治会进行联合，省长还有权取消地方自治会的决议。

而且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地方自治、司法制度、书刊检查及大学章程等方面改革的法律条文也被修正。第三厅的作用在沙皇1866年遇刺后得到了加强。因此，19世纪80—90年代的反改革很快使俄罗斯政治现代化的最初成果荡然无存，尽管俄罗斯工业化成就辉煌，但它产生致命的后果，国家难以承受跳跃式的变化，已有矛盾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各种矛盾的最终爆发不可避免。^[5]

为何改革不彻底？

1.改革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应。

1853年10月俄土战争爆发，英法于1854年3月加入土耳其一方。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是双方对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争夺，俄军在坚守了11个半月后于1855年9月11日最终放弃。1856年3月，《巴黎和约》签订。

尽管19世纪前半期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沙皇专制之下的俄罗斯帝国并没有跟上欧洲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当资本主义开始影响俄罗斯的时候，它早已对英国、法国等国家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与1800年相比，1860年时俄罗斯工业在整个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都下降了。虽然俄罗斯已经有了一些轮船和铁路，但其交通系统既不能满足平时之需，也不能满足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俄罗斯人的武器等军事装备比不上他们的欧洲对手，由木制帆船组成的黑海舰队无法与联军的蒸汽动力战船相抗衡。而且，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甚至不具备彼得大帝时期具有的那种无视其他国家和我行我素的资本。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罗斯军事、经济和技术的落后，暴露了农奴制俄罗斯的腐败和无能，国内一时群情激奋，要求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上不断发生的农民骚乱，引发了统治者内部对俄罗斯进行变革的要求。突显了俄罗斯进行一场深刻改革的迫切性，也说明俄罗斯的改革为时已晚。

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形势所迫，并非是统治阶级面对西方国家现代化潮流的挑战，主动进行的一场有计划的、全面的、根本的改革。

2.自上而下的社会调节是专制制度的基本运行机制，沙皇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www.xing528.com)

改革是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在国家政权体系中，沙皇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亚历山大二世既不是狂热的顽固派，也不是鲜明的自由派。1846年，亚历山大二世被任命为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主席，在这一时期他丝毫未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他坚决拥护农奴制，未曾为解放农民做过努力。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家危难之际登基。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俄罗斯危机迫近，在国内外压力下必须采取与旧体制不同的新措施，解放农民的思想开始萌芽。但是，亚历山大二世逐渐下定决心解放农民并非出于他本人的信仰，而是克里木战争中失败的结果。

亚历山大二世在位25年，一直拒绝实行立宪。他成长于专制制度鼎盛时期，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智慧、性格、心理及品行深深地受到尼古拉一世的影响，这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1866年4月4日对他的刺杀事件发生后，使他深受震撼，从此，国家政策趋向反动。亚历山大二世不具备改革者所需要的世界观、性格、气质、能力等，但是现实形势使他成为一名改革者。

从个人信仰上看，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他采纳自由主义纲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俄罗斯专制制度，甚至将专制制度与俄罗斯的利益混为一谈。

《不列颠百科全书》1963年英文版说：“亚历山大总是首先关心自己的无限权力，当改革引起的政治要求刚一增长，他的自由主义也就结束了。”^[6]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更进一步说：“但是，如果像某些人那样认为亚历山大二世是自由主义者，那仍然是错误的。实际上，他是独裁政治原则的坚定维护者，认为俄罗斯没有立宪或代议制政府的准备条件。”^[7]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倚重的是官僚及官僚体制，此时的官僚和官僚体制与以前相比变化很大。这时，官僚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使官僚结构及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19世纪30—40年代，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头脑有思想，对改革纲领及实施路线意见相近的自由派官僚出现了，他们分布于政府各部，特别是在内务部，其著名领袖恩·阿·米留金就出身于该部。

但是，自由派设计的改革纲领不得不交给其政敌去实施。在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面前，自由派官僚处处受到攻击，改革的保障机制异常脆弱，反改革势力得势不可避免。社会力量的无组织性使专制制度再次站稳脚跟，结果，改革只能服从专制制度自保的目的。

到19世纪末，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暴露出来的缺陷已越来越明显。

第一，改革的领导者对改革缺乏一种长远的、总体性的、动态的把握和认识，过多地考虑改革对稳固政权的影响，而较少考虑改革对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的影响。按美国学者马丁·拉伊夫的说法，“改革纲领的主要缺点是它所根据的是一种静止的世界观，一种对现代社会性质错误的判断，从而忽略了由于国家现代化而可能释放出的强大动力”。如果说，1861年给农民的一小块土地还足以使他们暂时温饱，但数十年后由于人口激增，小块土地就无济于事了。但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保留村社。村社使农民难以流动到其他社会阶层，定期重分又使土地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还徒然增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属村社所有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一直瞄着地主的那一半土地，并把自己的贫困归结于此，叫嚷着要把所有土地再进行一次公正的分配。这样，这些本来经过1861年改革已成为沙皇制度支柱的农民，这些在70年代曾把“到民间去”的激进知识分子扭送到警察局的农民，数十年后却又跟在激进知识分子后边，成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而当年大改革时政府之所以制定保留村社的政策，主要是从稳固统治出发，害怕缺乏村社保护的农民迅速无产阶级化而“点燃俄罗斯”。当经过1905年革命沙皇政府开始明白这一切，再进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只可惜时机已过。

第二，当局和上层社会对全民族，尤其是对农民的需要，持有各种混乱的看法。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农民需要的是村社和东正教，自由主义者认为需要的是政治和文化的自由，贵族地主认为需要的是秩序和保护。而在19世纪中期，很少有人认识到最需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需要的是把农民法律上的解放转化为人道的现实：土地、教育识字、农业技术、卫生保健、政治意识等。

第三，在进行了地方自治、大学自治、取消书报检查等改革后，政府实际上允许了不依赖国家的、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开始形成，因为地方自治会实质上代表了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但当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全俄罗斯的代表机构——杜马时，亚历山大二世无论如何都拒绝对此做出让步。他想的只是要以地方自治制约一下官僚政治，绝不想让地方自治会有向中央政权抗议或作为政府顾问的权利，从而制止发展到君主立宪政体及最终可能导致沙皇专制垮台的倾向。这样，沙皇政府就拒不承认公民社会，进而导致国家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相互不信任，这就更加促使了社会和平改革计划的最终失败。知识分子认为拟议中的改革在本质上不够彻底，不够革命，不是结构性的。当1881年亚历大二世返回来同意内务大臣洛里斯—麦里科夫的建议，准备设立咨议性的议会时，他已经离死没有几天了。一个实行了改革的沙皇被刺杀，在统治者方面来说，似乎表明了不应该进行改革，以免吊起民众的胃口。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新沙皇抵制一切变革，革命的道路于是不可避免。

大改革把俄罗斯推向比较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这离真正的稳定还很遥远，尤其是在政治方面。改革为形成独立的社会意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又不容许社会意见影响国家的政策。先进的司法制度、有效的地方自治与不受法律限制的专制政权、不受社会监督的官僚机构极不协调地结合在了一起。改革前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改革后工业的迅猛发展又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便沉积在没有解决的旧问题之上。社会各阶层不满意国家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专制统治方式，但国家又坚持这种方式，作为回答，就出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不断掀起的革命运动。1874年民粹派发动“到民间去”的运动，亚历山大二世最终被刺杀身亡。

因为亚历山大二世始终抱着专制制度不放，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这正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缓慢、曲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