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和爱尔兰因素如何影响内战的结局变数

英国内战的结局是漫长而复杂的，以国王出逃为始发生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苏格兰和爱尔兰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苏格兰、爱尔兰对内战结局的影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们与党派斗争一同造成了内战收尾阶段的“不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既拉长了结局的时间，又复杂了结局的内容（或者说内容的复杂化本身就和时间有很大的关系）。从战败到受到审判，查理始终抱有希望，这支持着他既不肯让步也不肯逃跑，苏格兰和爱尔兰因素对国王的行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实际上1646年初的几次战役后，内战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显：查理必败无疑。他不可避免地要么如同英格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样向自己的臣属投降、订约，要么逃到欧洲大陆，但苏格兰军队的存在给了查理“另一种选择”——在获得部分苏格兰将领的口头承诺后，他于1646年4月出逃到苏格兰方面寻求保护。国王突然驾到确实让苏格兰人大吃一惊，因为截至目前他们仍在与国王军作战，即便如此，苏格兰军队决定控制国王并后撤，与议会军形成了对峙的态势。随着内战（包括期间的政治斗争）的进行（英格兰）议会和（苏格兰）盟约派的关系逐渐破裂了，他们本来共同构成内战期间对峙双方中的一方，但盟约派的地位却逐渐边缘化而成了第三方。在内战的过程中盟约派和议会确实结成了同盟，这个同盟的基础是双方共同的需要以及（英格兰）长老会派在议会的控制权，但到内战末期这两个基础都已不复存在：随着胜利逐渐到来，苏格兰方面的援助不再必要；自从《克己条令》以来，长老会派的势力不断削弱，独立派逐渐可以与长老会派分庭抗礼。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着议会试图摆脱盟约派的影响。苏格兰人对议会的不满同样与日俱增，盟约派出兵的根本条件是宗教扩张^[35]，独立派的壮大却使这个条件越来越无法达成。尽管英格兰建立了长老会体制，但在独立派的干预下议会否决了教士会议关于赋予英格兰长老会神圣权力的决议，这严重损害了苏格兰人的利益。由于近在眼前的胜利，“神圣同盟与誓约”内部本有的矛盾浮出水面，使它在第一次内战末期成了一个松散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联盟。换句话说，早在查理尚未投降的时候，他的敌人就已经四分五裂了，这使内战结局有了相当的变化空间。

上述的因素，加上查理的出身和地位（斯图亚特家族本属于苏格兰），以及倾向于保王的汉密尔顿重回苏格兰议会（他随即领导了温和派的崛起）都让国王对苏格兰人怀有希望，他希望在他的操作之下苏格兰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甚至支持。然而查理对形势的估计显然是错误的，这一时期阿盖尔领导的激进派仍然在苏格兰占据着主导地位，只要国王仍未加入盟约，激进派就拒绝为国王提供任何帮助。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也影响了苏格兰方面的行为，关于军费支付的问题很快成为第一轮谈判中的主要问题，根据苏格兰人的估计英格兰方面的欠款为数高达两百万镑，即使进行相关的扣除后余额仍相当可观。^[36]国王实际上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议会同意向苏格兰人支付40万镑，不久苏格兰同意交出国王。^[37]

尽管遭到如此出卖，国王在苏格兰的希望仍未破灭，汉密尔顿的温和派日益强大，保护国王的呼声依然高涨，新近的收入进一步增强了苏格兰议会的实力。随着1647年以来英格兰内部局势的恶化（6月军队羁押国王，8月军队控制伦敦、长老会派倒台），英、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温和派终于取得了对激进派的优势。在国王逃到怀特岛之后，一批苏格兰贵族连同几个长老会派议员于12月与查理达成了关于起兵勤王的“密约”，这份密约再次中止了查理的出逃计划。到次年7月，尽管受到激进派的阻挠（苏格兰大会宣布将所有服从议会的人逐出教门，另外阿盖尔早已将温和派的勤王计划告知了克伦威尔），汉密尔顿还是筹集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以入侵英格兰，这开启了第二次内战。第二次内战以苏格兰和保王党联军的惨败告终，克伦威尔只用了两周就击溃了入侵英格兰的敌人，他随即进军苏格兰，在阿盖尔的帮助下肃清了温和派的势力，恢复了激进派对苏格兰的控制，同时费尔法克斯等其他将领也击溃了各地响应的保王党。(www.xing528.com)

由苏格兰主导的第二次内战对（英格兰）独立派没有造成任何打击。独立派和军队的胜利不仅仅意味着一次勤王运动的失败，它还造成了独立派对其对手的进一步肃清。首先随着苏格兰温和派和各地潜在的保王党被消灭，在英伦三岛内除爱尔兰之外独立派不再面临其他明显的威胁和制约，克伦威尔和他的党派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推行他们的事业，此后无论是驱逐议会还是处决国王，他们只是受到谴责而不再有任何一支武装力量对其进行有效的干涉。其次尽管在苏格兰开始入侵后英格兰国内对长老会派的抨击再次进入一个高潮，但军队的出征还是给了长老会派喘息的机会，他们召回了独立派夺权期间逃亡和被驱逐的议员并与国王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长老会派重新夺权的努力最终全部失败，班师回朝的军队对议会进行了进一步的“普莱德清洗”（1648年12月6—7日）从而完成了对议会彻底的控制，第二次内战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后来护国政体（实质是一种类似军事威权的军政府）的形成。

苏格兰的败局发生在长老会派与国王的谈判期间（9月18日至23日间克伦威尔率军开入苏格兰，9月13日议会委员前往怀特岛），如果此时双方可以迅速达成协议并赶在军队和克伦威尔之前回到伦敦，那么独立派就很有可能失败^[38]，查理可以继续担任国王，也可以收获一份相较死刑温和得多的条款。但谈判一拖再拖，除了宗教和政治观点的冲突外，这次查理的希望来自爱尔兰。在谈判开启的同时，之前业已逃往巴黎的奥蒙德（查理在爱尔兰的副王）即将重返爱尔兰，他已经在法国获取了资助。奥蒙德保证会试着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订立和约来建立一个保王同盟，以便当查理前往时为他提供一个王国和一支军队。^[39]此后的整个谈判期间，脱身前往爱尔兰成为查理的优先目标，当他公开同意停止在爱尔兰的一切敌对行为时，却秘密致信奥蒙德叫他自行其是，只需要听从王后的命令；在他同意将军权交付议会二十年的那天，他又写信给负责安排他出逃的霍普金斯说道：“我今早所作的巨大让步只是意在帮助我能够易于逃走。”^[40]可以说来自爱尔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查理在这次谈判中一再地拖延和虚与委蛇，这使他最终错过了联合长老会派以对抗独立派和军队的最佳时机，当军队重新控制局势后，查理和长老会派只能面临彻底的失败。

苏格兰、爱尔兰与国王的联合造成的潜在威胁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独立派对国王的处决。对查理的审判期间奥蒙德正在爱尔兰为保王同盟的建立积极活动，苏格兰则在几个月前刚刚展示了它的力量和国内的一部分倾向，这种倾向在查理死后再次主导了苏格兰并使两国回到了敌对状态。这两方面的威胁无疑坚定了独立派和克伦威尔的决心，也增加了他们对国王的仇恨，要注意到直到查理一世伏诛，反对审判国王的声音仍然很强烈，这些声音不但来自于民众和外国，也来自于英格兰政界和军方高层（费尔法克斯本人就反对处决国王）。关于审判国王的决断是异常艰难的，在这一点上尽管不能说苏格兰和爱尔兰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它们对于独立派和克伦威尔的决策考量必然发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