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与爱尔兰对内战的影响和催生

在1629年解散议会后，查理一世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无议会统治，无论挑起对立的责任在哪一方——对立从查理继位伊始就产生了，但显然查理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议会首先迫使詹姆士一世投身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随后又根据“国王应自供自给”这一带有封建性的原则拒绝提供财政支持，从而使詹姆士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12]，而这种困境遗留给查理后，议会仍然坚持之前的准则，可以说议会“制造”了他们与这位君主的矛盾——这十一年是矛盾积累的重要时期，到短期国会召开时两者的矛盾达到不可弥合的程度，而且矛盾涉及了包括经济、宗教和政治权利在内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时期，查理依靠自身的财政收入和巧取豪夺（非法的）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些收入和行政权（以及自由裁量权）足以保证查理独裁下的英格兰在和平时期的正常运行，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如果不是因为苏格兰起义，这种统治或许可以维持更长一段时间^[13]。查理面临的困难是结构上的，而非实际操作上的，^[14]首先自伊丽莎白以来王室的资产已经被大量售卖，这是伊丽莎白竭力维持其权力独立性的代价，尽管如此，王室仍然负债累累；其次，都铎时期以来的政体仍未被打破，这种政体的显著特征之一即行政权与立法权、财政权的分离，结果就是尽管长期未被召集，议会仍掌握合法的征税权，这导致脱离议会的查理无力承担大规模的开支；第三点则在于观念和实力对比的变化，该时期有两种观念对民众，或者说民众中掌握话语权的那一部分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一是伊丽莎白统治晚期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是宗教改革后随着清教的兴起和教派冲突而形成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在实力上则是民众的崛起和王室的衰落，新的观念和实力都促使民众提出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激进的要求，这些要求的提出造成了英格兰国内的严重对立。

在这一背景下，苏格兰发生了叛乱。苏格兰叛乱始于1637年7月，由新礼拜仪式的宣读导致，最终爱丁堡的贵族、牧师、绅士和市民分别组成的四个团体控制了政权，随后他们缔结盟约（National Covenant），称为盟约派。目前学界已经公认，正是对盟约派战争的失利导致查理一世再次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从而不得不重新召开国会（1640年4月），这届国会史称短期国会，但短期国会未解决任何问题就被仓促解散，改由贵族的大议事会代行相关的职能。短期国会的解散进一步激化了英格兰国内的矛盾，紧接着悬而未决的苏格兰问题导致了长期国会的召开（1640年11月），正是这届国会成为矛盾爆发的突破口。随后原地驻扎的苏格兰军队成为议会的筹码，由于英格兰要不断支付对峙的两支军队的费用^[15]，议会借此巩固了自身，削弱了王权。苏格兰事务引发的对王权的另一个打击是斯特拉福德的审判，由于极其困难的处境，查理一世将爱尔兰总督斯特拉福德召回国内提供援手。正是斯特拉福德的建议促使查理一世召开了短期国会，也正是这次召回使斯特拉福德身陷政敌之手，最终定罪伏诛，斯特拉福德的丧命不但使查理一世失去了一位能臣，也使他失去了对爱尔兰的控制，可以说斯特拉福德的离任直接促成了爱尔兰叛乱。

苏格兰叛乱对英国内战爆发最重要的影响即破坏了查理一世的“和平”统治，使得结构上的困难进入了现实。查理是在同法国和西班牙议和之后才得以开始其无议会统治，借助这样一种开支较小的统治状况，查理可以暂时摆脱议会的影响，也可以压制住其统治中内在的种种困难，苏格兰叛乱是一个打破“平衡”的事件，尽管在叛乱之初查理仍不打算依靠议会^[16]，但随着战争的进程议会还是被召开了。此外查理在无议会时期的财政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紧急状态”或者说“例外状态”赋予领袖的特权，这样当真正的“紧急状态”出现时（即苏格兰的入侵），之前滥用的特权也就难以生效，这阻碍了查理在两届议会上目的的实现，也加深了查理与议会的隔阂。苏格兰叛乱的另一个作用是入侵的盟约派向英格兰人宣扬了宫廷和主教制的压迫和弊政，引起了英格兰人的共鸣，这种宣传的影响很有可能是从前线的军队开始，进而扩散到内地^[17]。苏格兰的宣传促成了内战期间英格兰一个重要派系长老会派的形成，它几乎是苏格兰长老会的复制品^[18]。这个亲苏格兰的派系在独立派夺权之前控制着议会，是反对派的核心力量之一，几乎影响到了内战的一切进程。此外，盟约派的行为还为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19]提供了某种武装反抗的范例。

爱尔兰同样对英国内战的爆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可能是更间接的，更多出于议会的利用。爱尔兰第一次参与进英格兰的政治^[20]发生在斯特拉福德案中，当时爱尔兰议会的委员会在这一事务中与英格兰议会党结成同盟，共同推进了对斯特拉福德的处决。爱尔兰的目的与英格兰议会实际上并不相同，他们的举措更多是为了借此摆脱英格兰的控制，从而为其叛乱扫清道路，叛变后的爱尔兰与英格兰议会党基本处于敌对状态。爱尔兰叛乱存在两个根源，一是对殖民者的民族仇恨，二是对新教徒的宗教仇恨。这两种紧密联系的仇恨使叛乱演变成了屠杀，据说至少有四万英格兰人死于爱尔兰叛乱，另一说则是十五到二十万人。^[21](www.xing528.com)

爱尔兰叛乱导致了几个严重的后果，首先议会借助这场叛乱进一步煽动了国内对于天主教的恐惧情绪。英格兰的天主教恐惧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心态，它可能产生于都铎时期和斯图亚特时期天主教徒不断的密谋，在内战的准备时期这种情绪迅速爆发，它得益于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查理对天主教相对宽容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造成了盘踞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势力）和王后与天主教徒的密切联系，凭借王后的关系查理得以从国内的天主教徒中获得资助；二是清教的壮大为英格兰民众提供的宗教极端主义精神，借助讲道坛和小册子的宣传，可以判断有一大批民众接受了这种精神而形成了对天主教的偏见。爱尔兰人的叛乱和屠杀行为催化了这种恐惧，不断有谣言称爱尔兰即将入侵，或是天主教徒密谋攻击议会，无论这些谣言是否由议会捏造^[22]，它们在英格兰境内和议会中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氛围，而议会则将恐惧作为武器，一方面迅速聚集起自己的力量，一方面进一步引导对教皇派和保王党的攻击。

其次议会借助爱尔兰叛乱从两个方面削弱了王权。爱尔兰叛乱进一步加重了查理一世的困难处境，尤其是财政困难。刚刚经受苏格兰叛乱的查理无力解决爱尔兰问题，他先是求助于苏格兰议会，希望他们可以援助爱尔兰的新教徒，遭到拒绝后^[23]查理只得将爱尔兰问题的解决权交付给英格兰议会，在苏格兰事务平定后，这使议会党再次掌握了主动权。但王权的削弱还不止于此，爱尔兰叛军的声明和议会的宣传，以及长期以来主教派和教皇派通谋的嫌疑，都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相信了正是查理一世策划了爱尔兰叛乱。民众认为这场屠杀和随之而来的恐慌原因在于查理试图引入爱尔兰军队来稳定国内局势，这让国王，至少是他的宫廷蒙受了极大的仇恨。事实上从爱尔兰叛乱后查理的举措以及爱尔兰叛军的动向来看这种说法值得充分的怀疑，它更像是国会制造的舆论。查理一世虽然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金钱，但他的举措至少是积极的^[24]，制造一场无谓的屠杀，引发全国的仇恨，并且被迫再次将大权交给国会也显然不符合查理的利益，且爱尔兰叛军始终没有表现出向英格兰进军的意向，他们只是北上围攻都柏林。^[25]要注意到当时议会党始终掌握着强有力的宣传武器，包括讲道坛和小册子，民众，至少是伦敦市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受到议会的摆布，直到独立派夺权前夕，掌握议会的长老会派仍能召集市民保卫伦敦。这种对舆论的控制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叛乱期间帮助国会随意捏造事实，制造情绪，对心态的控制为议会党准备了充足的财源和人力，从而为即将爆发的内战积累了一定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让议会军于战争初期在技巧和素质占优的国王军面前得以分庭抗礼。

爱尔兰叛乱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议会和国王关于民兵指挥权的争端，正是兵权之争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这里的问题是兵权之争与爱尔兰叛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关联？^[26]随着对立的日趋激烈，王党和议会党成为公开对立的双方，议会党争夺军事指挥权似乎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他们必须掌握军队才能维护之前的成果。而且在爱尔兰叛乱之前议会党已经表现出控制军队的某些尝试，长期国会伊始即解除了各地卫尉和副尉的权力，随后将这些权力重新交还给追随国会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地方军官的控制。在内战准备时期，议会长期申请并控制着一支卫队，这支卫队成为议会军的基础。此外在制造“防御天主教”舆论的过程中，议会又掌握了伦敦的自发性武装。但议会的民兵计划紧随在爱尔兰叛乱之后，爱尔兰叛乱至少为议会党的举措提供了正当理由，借助于爱尔兰叛乱，议会党一方面征集军队，一方面也完成了接管民兵的最终准备，这些准备即使不能保证他们的举措成功，至少可以保证他们不会完全失败。最终查理一世没有让步，内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