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都铎王朝早期君主凭借强大的君主权威，采取多种手段增加王领面积，客观上为“土地财政”的实施提供了土地储备。
“土地财政”的土地储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都铎王朝建立伊始，王领面积有了极大增长。1485年8月的博斯沃斯之战，标志着从1455年开始，持续了30余年的玫瑰战争宣告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对英国贵族以致命性打击，君权在贵族衰落的基础上开始增强。“据统计，1450—1500年间，除了王室家族外，英国有76个贵族家庭覆灭，其中12个在玫瑰战争中被摧毁。”[3]都铎王朝开国君主亨利七世凭借强大的君权没收了犯有叛国罪的贵族的土地。战争因素和君权增强双重作用下，被战争摧毁的贵族或是慑于都铎君主权威的贵族，其名下的土地很多被纳入都铎王朝国王名下。都铎王朝建立伊始，王领面积扩大了4倍。
第二个阶段是16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解散修道院，亨利八世将大量教会土地归入个人名下，使其成为王领的一部分。在解散修道院中得到的土地是都铎王朝早期实施“土地财政”最重要的土地储备。如果没有16世纪三四十年代教会土地归入都铎君主名下，16世纪的“土地财政”是无法实施的。在解散修道院过程中，亨利八世为了对教会财产，特别是教会土地进行有效管理，还专门成立了“增收法庭”。1535年，英国年收入在200英镑以下的修道院有372座，这不包括威尔士的27座。此种情况下，为了管理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议会提出建立一个新财政法庭的法案。[4]此后，“增收法庭”成了重要的财政部门。
操纵议会是亨利八世没收教会土地的前提条件。亨利八世在克伦威尔的辅佐下，借助议会，采取法律形式将教会土地归为王室所有。作为解散修道院的关键人物，克伦威尔自始至终负责对修道院的没收和管理工作。他在亨利八世的授意下向议会申请颁布没收教会地产的法案。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合法外衣下的掠夺，甚至是敲诈。
从1535年开始，在克伦威尔直接操作下，英国首先对修道院的财产进行摸底调查。1535年1月，王室派出调查员调查英国境内的教堂和修道院，查明其租金和土地的情况；3月，命令登记英国所有修道院的珠宝。此次调查所产生的调查报告包括了修道院生活的所有细节，其最重要的是标明了修道院的财政收入、珠宝和土地的价值等，亨利八世据此掌握了教会财产的详细情况。[5]在教会的庞大财富中，最大的项目是地产收入，“1535年教会地产的年收入为200000英镑左右，几乎是英国土地总收入的1/5到1/4”。[6]
对修道院财产做了初步调查后，都铎议会在1536年颁布了解散小修道院的法案。[7]此次解散小修道院过程中教会财产，特别是教会土地转移到了都铎国王名下。1539年，都铎议会又通过了解散大修道院的法案，这一过程则伴随着“非常手段”。克伦威尔采取了威胁和恐吓手段，将大修道院财产纳入亨利八世名下。对于那些坚持抵抗的修道院，均被亨利八世冠以叛逆罪名而遭到惩罚。[8](www.xing528.com)
亨利八世还凭借君主权威，强迫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教会所有财产都要交给亨利八世及其继承人。教会土地和人数在30人以下的修道院的财产都要交给国王，国王得到每个教堂一半的收入。例如，圣约翰的骑士指挥官每年留下1000马克，其余收入归国王所有，他死后全部财产归国王。[9]
宗教改革中，亨利八世除得到教会土地以外，还凭借君主权威将贵族土地纳入个人名下，例如，将反叛者达西以及斯蒂芬·汉密尔顿的地产变成了王领。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强迫诺森伯兰郡的第六伯爵订立遗嘱，约定在他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转移给亨利八世。[10]
从以上可以看出，君主权威的增强为近代早期民族国家推行“土地财政”提供了先决条件——充足的土地储备。同时，土地的资产和资本性质日益显现，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公开的土地市场正在形成，这些都提高了都铎国王出售土地的收益。
通过议会法案和敲诈勒索等方式，亨利八世将大量教会土地归为个人所有，严重削弱了英国教会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力，同时增强了都铎王朝君主的政治权威和经济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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