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亞丹言財政之書，莫詳於《原富》。是書出版於一七七六年，風行一時，至今在財政學史上猶占重要位置焉。第五篇Wealth of Nation之論租税也，曾揭四例，以爲租税之原則；其辭甚辯，後來言財政者多宗之。竊以爲猶有未當焉。何也？蓋斯氏之四原則，標題非不善也，但解釋上有欠當耳；且租税之原則，尚有不止於此者，而斯氏遺之，未始非缺憾也。茲爲論之如左。
斯氏第一原則爲“平”。其言曰：“税因民力，凡民出税以供國用，其上加征之時，必求與諸色民出税之能力有比例。夫有比誠難矣，然征者不可不以此爲正鵠。”又曰：“民有能否之差，而所生之財以異，能優者所生財多，能劣者所生財寡；多寡之財，皆爲國家之所保而後有以享之。今其税之也，亦以是爲之差；是故蒙保深者，出多税，蒙保淺者，出少税，至公之道也。税用此例者，謂之平，違此例，謂之不平。”
右説“平等”爲征收租税者所必遵守之原則，固矣。然謂凡税必視民力，驟聞其言，蓋理之公且明莫過此者，設嚴析之，則斯氏所謂力者，果何解乎？以力爲任税之能歟？則人將謂斯氏之旨，謂税以産業之多寡爲差，此昔者差級税所行而獘滋者也。將以力爲享用之等歟？則守財虜理宜免税。何則？彼未嘗以財奉其生，其享用固最少也。又謂蒙保深者，出多税，蒙保淺者，出少税，余亦有所疑焉。夫所謂保者，將指保護個人而言，抑指保護個人財産而言？若指個人，則疲癃殘疾，鰥寡孤獨，國家所保最深，則此等人必重賦之，事實情理，两有不能，余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若指個人財産，則蒙保深者財産多，財産多者，賦税重，又當然之結果。與其以人爲標凖，不如以財爲標凖尚覺明了。
斯氏之第二原則爲“信”。其言曰：“税必以信，信於時，信於多寡，信於疏數，上既定一税之令矣，國之民所必供而不免。”
右説税民以信。夫信乃一定不易之意，一定不易，固一般行政之箴言，然而租税則不必如是也，何則？人民所處之地，非盡相同，火山之爆發，河水之泛濫，以及地震陸沉，旱乾水溢等事，皆足以使人民頃刻間由富豪變爲貧穷。此猶言其不動産也，其動産中貨物之損失，資本之倒閉，莫不如此。又加以疾病之侵襲，皆能使人民無力納税。是故國家征税，一方爲普及的規定，一方又爲例外之規定，凡天災人患，力不能納税，皆將臨時分别减收免收緩收。今其言曰，“上既定一賦之令矣，國之民所必供而不能免”，信則信矣，無如其實際不公平何。
斯氏之第三原則爲“便”。其言曰：“税必便民，征收之時，輸納之法，皆當以最便出税之民爲祈嚮。故田租之税，宜征於登場納稼之時，屋租之税，宜收於賃者納
之時，如是則事豫，民之從税也輕。饒而非需之貨，國家税之，則出税必銷用此貨者，其税陰行於物價之中，購貨之時，即納税之頃。”
右説征收之時，輸納之法，皆當以最便於出税之民爲祈嚮，信然。惟所謂屋租之税，宜收於賃者納
之時，不知賃者納
，究有一定之時期否？既不能如禾稼有天然之限制，又難以法律爲人物之規定，納
之期，必讓人民自由契約，無論何時皆可，而國家征收房税之時期，將以何者爲標凖？又云：“饒而非需之貨，國家税之，則出税必銷用此貨者。”此亦未深思也。夫租税能由納税者轉嫁於他人，固也。然此乃順轉，若夫逆轉，在納税人原欲轉其負擔於他人，無如因事實上困難，復歸於納税之人。如征税於賣貨人，則賣貨人，高其價，藉以轉嫁於買貨人，而買貨人或以價高而不買，久之賣主仍當减價出售，其税租仍歸着於納税人。此在奢侈品爲尤易見，蓋奢侈品，爲饒而非需之貨，苟買主競爭力强，而能暫時不買，則不能轉嫁。孔阿特有言：“轉嫁者，權力問題也，如其抵抗力甚强，則轉嫁必生困難。轉嫁，亦時機問題也，如時機不合，不獨轉嫁失敗，原有資本，且不可保。”蓋無論納税者或受轉嫁者，苟欲向前方轉嫁時，非有極强之權力，及相當之時機，鮮有不逆轉而身受者。彼斯氏者，蓋只知租税之順轉，而不知其逆轉，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持論所以有未當也。
斯氏之第四原則爲“覈”。其言曰：“税必覈實，國之所收，與民之所出，必使相等。不覈之税，往往民之所出多而國之所收者寡。”
右説税必覈實，固爲正當之論。然謂國之所收與民之所出必使相等，不知收入之計算，指純收入，抑指總收入？蓋國家收入之計算，有就中除去手續費者，有否者。其除去手續費者，决不能與民所出相等，斯氏未分别言之。又收税之方法，有包收制，派收制，自收制。包收之不善，固不能爲之諱；派收制在於古代國家行政幼稚，中央權力微弱，往往適用之；若夫自收制，乃現在各國普通收税之法，即國家令官吏依法直接征收之也。然爲獎勵下級官吏忠實廉潔起見，常提出其收入之一部，以爲其俸給外之報酬，如是，則國之所收，必使與民之所出相等，事實上恐有所不能。
統以上四説觀之，斯氏四原則解釋上多不合於實際，斯乃論理學派，專重惟理，而不顧歷史上之事實，故其持論不適於實在之情勢。且斯氏之言學也，重民而輕國夫，重民非不善也，無如租税以國家爲前題，若輕國，則有不必征收者。
考向來租税之定義，學説極多，而以犧牲説，分擔説，爲最占勢力。茲爲介紹於左。
（一）犧牲説 此説謂租税乃强制的犧牲，國民僅依對於國家之
對服從義務，以自己供國家之犧牲而已。德之瓦格拉，孔納德，夏勒，休德格雷，英之巴斯特布，等皆如是主張也。
（二）分擔説 此説以租税爲對於共同費用爲共同負擔，國家既爲一般行政支付費用，國民即有分擔之義務，法之波利冶，意之哥沙，法之洛歇耳，美之亞當母斯，等皆如是主張也。
第一説以民爲輕，第二説以國爲重，合而言之，租税以民爲輕，以國爲重者也。人民既有組織國家之必要，斯租税不能不以人民爲犧牲。申言之，租税目的在供國家費用，當以國爲重也。因此而有租税目的之原則。此原則，亦稱財政上之原則，又分二項：
（一）須充分收入 租税收入，所以充國家之用，必量入爲出，故每會計年度内，必須滿足國家必要之費用。其收入之數，宜比他種收入爲多，苟有必要之用途，雖以民爲犧牲可也。(www.xing528.com)
（二）須有伸縮力 租税之收入，每年須有增减之力。大抵間接税之屈伸力較直接税爲强，消費税其最著者也。若就直接税言之，日本所得税有屈伸力，土地税則否。蓋從前土地税，本因地價而定，近來地價漲落，相去懸殊，雖有人提議修正，究屬煩屑難行，不若所得税，之可隨時審查其所得而量爲增减也。彼斯氏之信於多寡，則大反此原則者也。
不第此也，租税之起因，固在有國家，然爲維持國家永久安寧起見，又常根據於社會政策。政策維何？即平等主義是也。雖然，此所謂平等，與斯氏不同，即形式實際莫不公平也，例如課人頭税，人納一元，形式上極公平也，然人有老幼貴賤貧富之不同，實際仍未平等也；是必求納税者之身分適合税額之程度而後可。又如以個人之財産定資力之强弱，以爲課税之標凖，形式上極公平也，然使甲乙財産相等，甲富於轉運，乙僅恃固定之利子，則其納税資力有大小矣，實際上仍未平等也，且僅以財産爲標凖，則凡個人以勞心勞力所得之利益，概置之租税範圍以外，不亦太狹乎？是此法，亦不完善也，由是以觀，欲爲平等之賦課，不可不以個人之所得定資力之强弱。但計算其所得，係合其全體乎？抑别有方法乎？此則根據於社會政策者所當研究者，其法有四，茲舉之於左。
（甲）須除去生計最少費；
（乙）須用累進税主義；
（丙）財産所得課税須重；
（丁）斟酌各人之情事，分别課税之厚薄。
右之（甲）（丁）两方法，乃根據於生活必要之理由，使勞動者得以减税，或免税。（乙）（丙）两方法，所以防地主資本家之專橫，庽禁於征之意也。斯氏昧於此原則，故其説渾而未明，後世學者迷於斯氏比例之説，至有以右之四方法爲有背於租税之原則，此余所爲嘅嘆者也。
此外尚有所謂經濟上之原則，此原則分二項：
（一）慎選税源；
（二）對於各税之結果及真正納税人而選擇。
右之二義，皆所以使租税對於經濟上之生産交易消費無所損害，如消費税之當注意，以免生産者與販賣者有不便，關税之當注意，以免商業之動搖是也。斯氏對於此點，亦未言及，實其缺點也。
總之斯氏爲社會學派，以民爲貴，以國爲輕，故對於租税着眼處，全在於人民方面，而不知租税爲國家而征收，當以國爲重也。斯氏承重農學派之餘緒，不以商業爲重，故於經濟上之原則亦復盲然。斯氏爲論理學派故所陳述多不合於事實，此其失也。
雖然，斯氏之論經濟也，以爲社會學之一部，前夫此有道德論，後夫此有法律論，未成而没，非純以社會學演財政學也。且《原富》一書，本爲救弊而作，全書精神全在破除重商之策，其立論自社會全體觀察財之原理，置經濟學於適當之位置，其言雖多疏略，其大體固無可議者。又斯氏立言，歸納與演繹并用，不徒尚通論，後來歷史派經濟學者，於英國學派理嘉圖攻擊不遺餘力，而於斯氏則多恕詞，以此。况租税原則之論，彼亦自云“其理甚顯，其用甚宏，然試取古今諸國之税列而勘之，將見法有所窮，意有所忽，識有所不至，患有所不祛，求其適合於四原則，蓋
無而僅有。”則是斯氏，尚有自知之明也。
（見《法政學報》一九一九年週年紀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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