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的研究分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丰富的经验和管理思想。其历史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经营管理实践。

案例1-1

我国宋真宗时期，一个叫丁渭大臣提出的“一举三得”的方案，集中反映了11世纪中国管理实践的伟大活动。当时由于皇城失火，宏伟的昭君宫被烧毁。真宗命令丁渭用25年的时间修复它。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任务极重，不仅要设计施工，还要清理废墟、挖土、烧砖、运输材料。丁渭提出，首先在皇宫前挖沟，然后利用挖沟取出的土烧砖，再把京城附近的汴水引入沟中，使大船直接从水路把大批建筑材料运到宫前，最后用废墟杂土填入沟中，就地处理碎砖烂瓦，复原大街。这一切省去了运土制砖的时间，大大加速了运输速度，一下子解决了就地取土、顺利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问题。显然这是历史上非常典型的一次伟大的管理实践。

反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著作很多。例如，《尧典》，它是记述尧和舜管理国家事务的上古文献，其中记载了任职“三载考绩”的规定。《孙子兵法》，是春秋后期孙武所著的兵书战策。书中提出了诸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若干经营管理之道。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中提出管理诸职能和市场竞争的精辟之见。《荀子》中提出“务本节用财无极”的效益思想。荀况诸家对行为学说，诸如人的行为规律、领导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等都做了充分的研究。《周礼》提出了完备的国家管理和市场管理思想，对行政管理制度和责任制亦做了具体记述。《管子》是春秋初期管仲所著，也是中国最早的经济专著。其中论及了国家富强之道以及对资源、物价和财政收入的管理，提出“市者货之准也”的市场学说。《梦溪笔谈》是宋朝沈括所著的有关科技管理的专著。《营造法式》是宋代建设设计施工、劳动管理的规范。而《天工开物》则详细记录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有学者将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概括为九个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作“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惰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技术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和能兴邦，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嫌，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4.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www.xing528.com)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日》）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该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了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空”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诫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

我国有一句名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兵法》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

8.节俭

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黜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荀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历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闾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图治”（《韩非子·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