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移民：殖民地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及其对全球移民趋势的影响

人类的体质适宜在温带地区劳作。自由移民是殖民地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殖民地供养他们，从而形成了新的社区。新的商品市场为自由移民的子女提供了海外就业的机会。商人们积极开展商业活动，工厂夜以继日地进行生产，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澳大利亚定居。

本国的排斥与外界的吸引形成了移民动机。新的殖民地充满诱惑，就业机会多种多样，这也是英国产业发展的尴尬处境。随着英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水平的提升，原本饱和的殖民地仍然需要吸纳更多人口。不知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土著是否认为“澳洲花园”已经人口过剩，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人口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已经达到四百万。伦敦被威廉·科贝特称为“瓮”，星罗棋布的花园和一望无际的田野从市中心向外延展。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口密度，如果想了解英国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人口密度，那么应该调查一下居民的居住感受。如果国内的人口密度不大，但移民依然源源外流，说明英国的国力终将日渐式微。

威廉·科贝特（1763—1835）

殖民初期，移民动机缓解了英国国内的人口压力。探险家前往殖民地寻找新的财富之源，航海家和旅行者的描述令人心驰神往。出于政治仇恨、经济衰败、宗教迫害等原因，人们背井离乡前往殖民地。一百五十年来，大量自由民自愿移居到英属殖民地。1760年，美洲殖民地人口达到了三百万，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仅有七百万。

随着美国的独立，英国的移民活动进入尾声，其影响也微乎其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第一，地处热带的西印度群岛物产丰饶，加拿大自治领竭力吸纳移民，而且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也不多；第二，英国国内的人口过剩压力已经得到缓解，甚至需要为不断发展的制造业提供就业人口。战事频仍、赋税苛刻等因素迫使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玉米。战士们身心交瘁，一些军人过劳而死，数量超过了在特拉法尔加战役、维埃拉战役和维多利亚战役中的伤亡人数，皇家海陆军急需征募新兵。滑铁卢战役过去三十年后，英国开始致力于国内人口的增长，移民活动暂停。

滑铁卢战役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被关进了圣赫勒拿监狱，贫穷儿童抚养法案改弦易调。此外，移民活动逐渐复苏。从1815年到1830年，每年平均有两万三千人离开英国，远赴加拿大、开普敦和美国，澳大利亚也开始鼓励自由移民前来定居。美国移民与日俱增，如1830年至1840年，移民年平均增长量为七万人；1840年至1846年，年平均增长量为十万人，在移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爱尔兰农民几乎全岛迁徙，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活动。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强迫小农场扩大经营，马铃薯种植业促进了人口增长和财产分化，但大部分人仅以蔬菜充饥。1846年至1847年，马铃薯歉收，民众被迫移民。移民潮带来的自由贸易减轻了上述灾难造成的影响，爱尔兰人决定自谋生路。从1840年至1846年，约十万爱尔兰移民涌入英国殖民地。从1847年至1850年，爱尔兰移民增长至二十八万人，其中大多数去了美国。^[5]数世纪以来，爱尔兰人从未指望英国在危机时刻给予他们慷慨帮助。1801年，移民潮的出现使爱尔兰人口从八百万骤降至五百二十五万，现在仅剩五百万。与此同时，从1851年5月1日至1889年12月31日，爱尔兰移民总数达三百三十四万六千五百八十人。

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

帝国主义情结并没有消除爱尔兰移民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提到全世界讲英语的民族时，应该牢记的是，爱尔兰人多年的仇恨可能会影响他们对英国的热爱。

早期的铁路轨道与蒸汽机车

苏格兰人更喜欢加拿大和新西兰，莱茵河畔的德意志酿酒商认为澳大利亚的葡萄园经济前景可观，剑桥郡的年轻人在伦敦扎稳了脚跟，并将同乡也带到了伦敦。紧密的家族联系促进了世界劳动力的流动，铁路和蒸汽船更是促进了这一流动。大多数法兰西移民去了阿尔及利亚和受法兰西影响较大的地方，如埃及。除了法裔加拿大人，现在约有五十万法兰西人定居海外。

德意志移民在移民史中举足轻重，他们是最早移民到海外而且活跃到现在的民族，具备优秀的移民品质。譬如，德意志移民在宾夕法尼亚的人数占比较大，他们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前往开普敦，随后遍布世界各地。从1850年至1870年，大约有二十五万法兰西人、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德意志人和二百七十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德意志帝国如果早点开展殖民活动，无疑会拥有更多的殖民地，甚至独立的德意志国家。但由于受到英属殖民地和美国的同化，其殖民影响力并不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目的地是南美洲。意大利人比较心仪西班牙、美国、拉普拉塔河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拉丁亲缘关系。瑞士人纵贯南北美洲，荷兰人相对稳定。但事实上，荷兰曾在殖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曾在《论宗教》中谈到查理二世瓦解三国同盟，致使荷兰落入路易十四手中，荷兰人悉数迁往美洲及东部殖民地。由于国土面积狭小，生产力低下，荷兰没有能力供养国民，因此，从1882年至1889年，每年约有四千荷兰人移居美国。

苏格兰曾尝试掀起移民运动，并试图在1621年将新斯科舍划入苏格兰的管辖范围内。然而，达里恩的两次移民运动均以失败告终，英国继续掌握着苏格兰的命运。

威廉·佩恩回顾了整个欧洲移民史，他认为，苏格兰对移民运动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英国，再次是德意志帝国。

安妮女王（1665—1714）

在移民运动中，英国政府既没有收集海外劳工的信息，也没有抓住机会鼓励移民，这种不作为令人不满。德意志也不鼓励移民，但法兰西一直通过各种措施刺激殖民地的发展。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府设置了通往美洲殖民地的专属通道，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19世纪，在“伟大和平”的计划实施十年后，英国下议院开始考虑移民问题。1871年，皇家委员会的研究方案得到政府的认可。这个方案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如出一辙，即殖民地土地的销售收益应该用于奖励移民，其中，男性移民每人奖励三十英镑，女性移民每人奖励二十英镑。殖民地政府被迫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劳动力。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的发现促进了移民的分流。所有殖民地都向劳工允诺了人身自由权，并提供优厚的待遇。英国的工薪阶层渴望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因此，大片土地逐渐被侵占。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殖民地的居民开始嫉妒移民，不再支持移民运动。

殖民政策限制了移民的自由，移民开始与英国分庭抗礼。刚刚独立的殖民地对兰开夏郡、敦提和贝尔法斯特的产品征收重税，坚决反对自由移民，并表示一旦时机成熟，会再次接收移民。英国给每位移民补贴一百七十五英镑。但需要移民为国家建设出力时，却无人响应。英国为避免重蹈覆辙，不再提供补贴。身强力壮的农民只能得到每英亩二十先令的补贴。因此，美洲移民通道关闭，“自由、平等”的概念不再适用于英属殖民地。国会议员兼著名作家的卡伯特·洛奇认为，美国应该考虑是否继续接纳移民。美国曾经对那些受到压迫的欧洲人非常宽容，但现在，当欧洲腐朽文明的受害者与美国人形成竞争时，双方只有愤怒与仇视。

卡伯特·洛奇（1850—1924）

英属殖民地的前景一片茫然。虽然殖民地非常关注英国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也很关心劳动阶层，但依旧没有做好接纳英国移民的准备。如果动用武力强迫殖民地接收移民或使殖民者重新瓜分领地，很可能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也许人们可以期望帝国主义或世界主义取代民族主义。劳动者坚信，世界终究会向所有人开放，到那时，劳动力就可以自由流通了。(www.xing528.com)

英国政府不谋其政，国家干预势成骑虎，权威人士建议政府取消移民补贴。殖民部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将数百万英镑提供给准备移民的人，利息为3%。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然而，英国真的希望健壮的英国人移民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英国政府一定不会阻挠，但也不应该继续发放国家补贴。政府要求殖民部竭尽所能收集所有移民的信息，并成立了移民信息办公室^[6]。该部门每个季度发表一份声明，详述各殖民地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并及时做出动态调整。英国邮局的季度通报成为政府发布信息的特殊渠道，但依然无法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由于产业结构类型多样，相关律法纷繁复杂，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对外律法共五百五十项，都是关于移民资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律法条令。移民信息办公室的设立对移民来说是一种福利，但其发展还需时日。爱尔兰在都柏林设立了贸易委员会移民处。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首席视察官、九名助理和七名医疗检查员。

英国的民间协会也承担了部分移民信息收集工作。譬如，移民自助协会负责联络英国、加拿大两国的移民。这个协会在加拿大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可以为带有介绍信的移民介绍工作。1889年，该协会安置了八百一十六名移民，人均花费二百一十英镑，包括个人花销。据报道，只要想工作的移民都能顺利找到工作。教会移民协会负责介绍了解劳动阶层的神职人员去殖民地工作，许多孤儿院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各个民间协会通过小规模运作，共援助三千名移民。在移民和殖民者援助协会的帮助下，四千名移民与殖民者在新西兰定居下来，并成为拥有二十万英镑收入的工薪阶层。私人援助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一位女士曾出资十万英镑，在开普敦东部殖民地建立了移民定居点。

移民可以根据自身专长在殖民地自由发展。颇具优势的综合殖民地往往包括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工头、农工、铁匠、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他们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此外，校长、医生和牧师各司其职，推动了殖民地城乡混合产业的形成。

总之，早期的移民通常由上述群体构成。约翰·史密斯非常关注想要进一步发展事业的已婚夫妇、单亲的青少年移民，贵族阶层的运动场所、种植园主是否会一本万利等问题。渔夫“在平静的海面上，穿过宁静的溪流，从伊利诺斯岛穿越水产丰饶的亚尔河”，心怀喜悦，满载而归。近年来，人们不断探索系统管理殖民地的方法，最有成就的思想先驱应该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他对19世纪殖民史满怀激情，并凭借自身的创新思想和实践能力，著有《殖民的艺术》一书，因此被公认为“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杰出缔造者”。此外，他还建议新西兰效仿加拿大的殖民政府。前文已经提到，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目标是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通过高价出售土地的方式供给劳动力。虽然还没有建立长效机制，但他的努力已经卓有成效。南澳大利亚最终脱离了新南威尔士，移民们在新西兰落地生根。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纷纷成立了公司，并在威灵顿和奥克兰设立了颇具影响力的董事会，以便践行上述思想。教会人员在坎特伯雷建立了教堂，并在奥塔戈设立了长老会分会。但移民政策最终还是无疾而终，并受到了“自然政治经济学”倡导者约翰·拉姆塞·麦卡洛克^[7]的抨击。1851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淘金热”彻底打乱了移民制度。殖民者疲于应付新出现的各种问题，任移民自生自灭。殖民问题的权威专家小乔治·弗雷德里克指出：“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反思和实践，发现韦克菲尔德理论非常合理。无论对殖民地还是宗主国来说，如果全盘否定或完全忽视这一理论，实属英国人的不幸。”^[8]

奥克兰

此外，也有一些人提议对城镇土地进行有序划分，并将教堂、学校、研究机构和医院建在城镇中心。

一百年前，亚当·斯密曾说过：“资本在自然发展中举足轻重。”这句话虽然没有提到劳动力，但实际上也包括劳动力。任何社会都是农业发展优先，其次才是制造业和外贸。基于此，他指责现代国家“本末倒置”。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况通常发生在殖民地发展的中后期，尤其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城乡产业并行不悖，甚至像一个百年大国那样波澜壮阔。

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勋爵（1815—1891）

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勋爵曾指出殖民化的好处。如果没有国家干预，殖民地可以发展得更好，譬如许多经历了“婴儿期”和“青年期”的新兴殖民地。这种观点基于以下两个论据：第一，殖民地的发展与个体的积极性紧密相关。政府一旦强行干预，资本、商人、劳动力就会大量外流；第二，当时的英国政府还不具备国家干预的能力。只要任一论据成立，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勋爵的论点就能够成立。此外，热爱自由的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突然反戈相向，开始支持国家干预政策。他说：“只有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殖民地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并不排除一些殖民地创建者的一己私欲。不过，大多数殖民地创建的初衷是为国家谋求福祉。各殖民地产业的长期发展需要国家立法的指导，不经法庭批准的哲学立法根本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只能欣然接受现状。”

【注释】

[1]《萨默塞特案》，1772年。——原注

[2]1669年，约翰·洛克起草了卡罗利纳的宪法法令。其中一条是关于“黑奴的绝对权力与权威”的补充条款。该条款既无愧疚之意也无开脱之辞，甚至大谈英国的宽容与自由制度。——原注

[3]马库斯·克拉克的《无期徒刑》于1889年在伦敦宾利出版，生动地描述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早期的生活片段。——原注

[4]查尔斯·亨利·麦金托什（Charles Henry Mackintosh，1820—1896），爱尔兰基督教传教士。——译者注

[5]移民数据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如究竟有多少人前往海外定居，又有多少人仅仅是出国旅游。但这些数据依然可以用来说明问题，至少可以根据比较研究追溯每年度移民运动的变迁。——原注

[6]该部门花销不大，一年仅有一百五十英镑。——原注

[7]约翰·拉姆塞·麦卡洛克（John Ramsay M’Culloch，1789—1864），苏格兰经济学家、作家及编辑。——译者注

[8]罗伊科尔研究所学报，十七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