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殖民活动中，葡萄牙强迫囚犯在巴西种植园劳作，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17世纪的动乱时期，英格兰将圆颅党政治犯遣送到殖民地充当劳动力。邓巴战役、伍斯特战役、利默里克战役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受降的骑士遣送到了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1686年，蒙默思之乱平息后，囚犯们被发配到巴巴多斯。来多尔切斯特、埃克塞特和韦尔监狱的六十八名农夫、七十二名织工、九十名工匠和一百名其他囚犯因叛国罪被判处十年苦役，随即流放到了殖民地。刑满释放后，这些囚犯可以前往其他海岛或波士顿、纽约和弗吉尼亚，甚至返乡。后来，“将囚犯流放到海外”的方式也开始用于处置普通罪犯，并成为除了死刑以外最严苛的惩罚。
巴西奴隶主在惩罚奴隶
奴隶们在繁重的劳动后休息用餐
英国痛失美洲殖民地后，只能重新寻找处置囚犯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都不愿意接收罪犯，詹姆斯·库克在澳大利亚最偏远的海岸建立了罪犯安置点。这个地方植物品种繁多，因此，詹姆斯·库克将其命名为植物湾。1787年，六艘运输船和三艘仓库船承载着七百五十七名罪犯，其中包括二百名女囚犯，在一艘战舰和交通船的护送下，驶往植物湾。后来，海军源源不断地向植物湾运输牲畜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犯人们刑满释放后，会得到土地、牲畜和能够维系十八个月的粮食。一些人将这些物资挥霍殆尽，但大多数人克勤克俭，开始了新生。英国每年约有两千至三千名罪犯被判流放，他们大多因伪造罪和盗马罪被判无期徒刑，畏罪潜逃的人会被判处死刑。随着自由民的到来，出狱后的犯人会留在殖民地兼做劳工。后来，这种劳动力供给方式开始流行，社会风气逐渐败坏，政府渎职腐败，物欲主义盛行。面对这些社会问题，生性善良的人们依旧乐观向上。但也有一些人以暴制暴，加剧了社会矛盾[3]。罪犯“诗人”乔治·巴林顿的名句曾作为悉尼歌剧院的开场白：“真正的爱国者愿意为了国家的未来远赴他国。”
乔治·巴林顿在考文特花园剧院偷盗奥尔洛夫伯爵的口袋时被逮捕(www.xing528.com)
随着新南威尔士领土的扩张，横跨蓝山的盛景再次出现。自由民络绎不绝地来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农业岁丰年稔，人们开始反对接收流放犯人。殖民地政府也左右为难：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受到了威胁，决定将罪犯运往普利茅斯；开普敦人民反对囚犯定居在本地；范迪门地断然拒绝囚犯输送计划；西澳大利亚举棋不定，囚犯输送计划最终流产。以霍华德为代表的民众对不幸的囚犯深表同情，尤其是女囚犯。杰里米·边沁、查尔斯·亨利·麦金托什[4]和塞缪尔·罗米利开始倡导较为温和的刑法。18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人被判死刑，但仅有一百零八人被当场处决，其中十五人犯有谋杀罪。1849年，温和派政府上台，六十六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十五人犯有谋杀罪。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多次强调，死刑制度有悖道德。英国政府勉强认同了他的观点，于1867年废除死刑。
杰里米·边沁（1748—1832）
塞缪尔·罗米利（1757—1818）
然而，法兰西依然执行死刑制度。屡教不改的罪犯被送往卡宴和新喀里多尼亚殖民地，困扰着附近的澳大利亚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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